（三）程序告知与主持者
就法院在调解前履行程序告之义务的情况，根据当事人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表明法院每次都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占40.8％，表明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占45.7％，表明法院“从来不告知”或者“大多数情况下不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都很低，分别为占4.9％和6.5％。
就调解主持者事项，根据当事人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没有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的当事人的比例为54.9％，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但认为这种情形“不多”或者“极少”的分别占15.2％和28.8％。根据律师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在律师参加的诉讼调解中反馈无书记员参加调解的比例为43％。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但认为这种情形“不多”或者“极少”，的比例远远高于当事人，分别占23．9％和33．1％。就书记员主持调解的问题的调查，当事人反馈的偶然性很强，律师的反馈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这是涉及程序合法性与规范性的两个调查事项。上述调查结果显示《调解规定》实施后调解规范化程度有相当大的提升，非规范化倾向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书记员主持调解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书记员调解是违法调解，为何屡禁不止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与法院内部审判力量紧张及对调解难度的估量有关。
三、诉讼调解的法理思辨：一个方向与三种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从当事人、律师到法官对调解的赞成率越来越高，比例依次是77.7％、83.8％、93.6％。从律师、当事人到法官对调解的反对率越来越低，比例依次是7.7％、6.5％、2.7％。当事人与律师在赞成率与反对率上似乎出现不相吻合之处，原因在于，当事人对调解持漠然态度的要比律师多7.3％。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调解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当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1334792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70％以上。[5]本次实证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结期限缩短的比例为52.4％，民事案件的上诉率减少的比例为49.7％，民事案件的申诉率和上访率减少的比例为53.5％。可以说，《调解规定》的实施，无论对调解适用率还是调解效能，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调解效能的体现与各界别对调解的积极态度形成对应关系。正如《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所指明的，加强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就是未来几年进行诉讼调解改革的基本方向。
通过对这次诉讼调解实证调查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有三个趋势值得注意并认真思考。
（一）调解人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