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主观心态的过失性
关于本罪的主观罪过，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能是过失，行为人对导致传染病传播或流行这一危害结果出自过失，但行为人对工作中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是故意。[9]第二种观点认为一般是过失，但也不排除间接故意的存在。[10]我们认为，本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传染病传播或流行，但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虽已预见可能会发生，但凭借自己的知识或经验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发生传染病传播或流行的危害后果。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1）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由于附属刑法的规定，对故意行为也可比照玩忽职守罪论处。但因修订后的刑法增设了滥用职权罪，已将某些故意的渎职行为单独设罪，就不能再认为本罪还可由间接故意构成了。（2）从立法沿革来看，本罪是从一般的玩忽职守罪中分化而来的，而玩忽职守罪仅由过失构成，且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确定的本罪罪名中就有“失职”这一概念，这无疑更加突出了本罪的过失属性。（3）从本罪较轻的法定刑来看，其最高法定刑为3年有期徒刑，与绝大多数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基本相一致，所以将其主观罪过理解为过失符合立法原意。（4）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当客观危害类似、主观罪过不同时，对罪责较轻的犯罪总是规定较轻的法定刑。例如，故意传播恶性传染病、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其危害性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并无二致。因此，《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极端情况下可对行为人判处死刑；而本罪在客观上完全可能与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行为造成相同严重的危害后果，但极端情况下对行为也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二者的法定刑相差如此之大，这只能说明本罪的主观罪责较轻，立法与司法上均是将本罪作为过失犯罪看待的。（5）本罪与交通肇事罪有类似之处，二者都是违反行政法规达到刑罚处罚程度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政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一般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只有后果严重时，才能发生质变成为刑事违法行为，也就是说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是由行政违法转化为刑事违法的关键，因此，应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引起传染病传播或流行）的认识和态度，而不能以其对危害行为本身（工作中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来确定罪过的性质。本罪中行为人对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有时可能是故意的，但行为人对其危害结果则存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如果行为人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放任不管，存有间接故意，以致传染病传播或流行的，则应以滥用职权罪处罚。当然，如果非典等传染病人，在明知自己患有传染病的情况下而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逃离，故意引起非典等传染病传播，给不特定的多人或有传播严重危险，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而不再构成本罪。
三、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的相邻界限
在明确了本罪上述四个方面的构成特征的基础上，要准确认定本罪，还要注意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和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一）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正确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本罪属于情节犯，情节是否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前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5月15日发布施行的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有上述工作中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以犯罪论：（1）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的；（2）导致乙、丙类传染病流行的；（3）因传染病传播或流行，造成人员死亡或残疾的；（4）因传染病传播或流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5）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加重的；（6）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