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实质判断的结果有以下几种情况：（1）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应当受保护。相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负全部法律责任。这种情况最为多见，尤其在人身、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2）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应受保护，但由于其有过错，保护的程度相应降低。如在道路交通纠纷案件中，很多情况下是双方均有过错，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3）由于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过失相抵或基本相抵。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可以视为第二种情况的特殊情况。双方的法律责任基本相同，但依损害程度的差别，一般仍需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相应赔偿，虽然数额可能很少。{3}
2．法律依据的寻找。在实质判断的基础上，法官下一步要做的是寻找法律上的依据。实质判断是依据情理作出的，在这一阶段并不会感觉到冲突；如果找到了法律依据，则将该法律依据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依三段论推理得出结论即可，这样也就不存在冲突。但如果作出实质判断后，无法找到法律依据，也就是说这种实质判断难以合法化，情与法的矛盾就被突出出来了。这正是利益衡量的方法真正需要发挥作用之处。此时，就应当反过来对实质判断本身进行审视——这种判断本身是否正确？而后重新进行实质判断。若作出了不同的实质判断，则去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若在确认实质判断依据无误的前提下，作出的仍是原来的判断，则需运用一定的司法技术谋求案件的公平合理解决。
（二）运用利益衡量的具体方法
1．处理好实质判断中的一个问题
在进行实质判断阶段，应处理好的一个问题是，法官应当从一个法律职业者的视角，还是应当从一个“外行人”的视角作出实质判断？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时，法官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应有一个潜在的转换过程。在进行实质判断时，法官应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普通人；法官所依据的情理，应当与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相一致，而非法官的个体道德价值。在寻找法律依据时，或运用法律技术进行利益衡量时，法官才“名实合一”做回法官自己。这样才符合利益衡量的本质要求，切合社会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法律先入为主的干扰，并防止法官的专断和恣意，尤其是在其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形之下。
当然，由于职业习惯和职业素养的深刻影响，让法官完全隔离其角色很难。所以，在英美设有陪审制度，在德国除内行法官外，还要求外行法官参与。有的国家则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规定，如奥地利民法第七条规定：“依自然法则判断之”；瑞士民法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依自居立法者所应行制定之法规判断之”。{6}239我国在法律无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相对于法官，从民众中选出的人民陪审员因对法律不甚精通，才会对社会道德的感受更为得心应手。人民陪审员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表现在协助法官进行实质判断上，此时要求人民陪审员以良善之心尽其义务，对法官实质判断的作出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