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益衡量的内涵
利益衡量是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在日本民法解释学理论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于自由法运动后为利益法学派所主张[1]。上世纪90年代，梁慧星先生将其介绍进来，引起我国司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注意和重视。
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首先，利益衡量的前提是存在着多种利益间的冲突。正是存在着多种利益，并且每一种利益在法律上均有其价值，而法律上又未确定何种价值优先，因而造成司法机关必须通过解释的方法来进行相关的利益衡量。其次，利益衡量必须确定各个利益之间的位阶，明显具有价值判断的性质。对于利益衡量而言，是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根据其“轻重”次序来确定应予保护何种利益。最后，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的解释方法而非法的创造。
进行利益衡量，是在案件事实查清后，法官综合把握案件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进行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以及受保护的程度如何，依此作出相应判决，以达致个案的公平正义。由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在民事领域利益衡量可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作用，从而对解决情与法冲突的民事案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情与法冲突的普遍性及正确处理的价值
（一）情与法冲突的普遍性及其原因
对于情与法冲突的普遍性，这样形容并不夸张：凡有案件发生的地方，就存在情与法的冲突。在民事案件中，由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情与法的冲突更尖锐、更普遍，这也是本文探讨限于民事案件的原因。情与法相冲突的案件层出不穷，且并不会因法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而消减；相反，却可能随着社会情况的逐渐复杂而日趋多样化，尤其在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这样，作为法官，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此类案件的处理，可以说，每一个案件审理都是一次挑战。
情与法冲突之所以普遍存在，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历史文化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即是指社会生活以伦理为中心，围绕伦理展开。中华民族自古重视伦理道德，伦理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种社会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孔子的影响而形成的。“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礼代表外在的规范，仁代表内心的自觉。“仁”与“礼”相辅相成，使伦理逐步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嵌入中国人的头脑深处，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当这种伦理规范与法律规定不契合时，必然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