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为赞成，认为，大部分更生保护对象是经过裁判所判决的行刑者，必须以强制性的指导监督为中心，其中包括强制性的保护观察；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按时熄灯关门；政府的保护观察官直接进入更生保护机构，参与强制性管理；集体训练应当是强制性的义务，而不应当是自愿参加等。
另一种观点为反对，认为，“中途之家”变成了“社会内的刑事设施”（或称第二监狱），是对民间为主体的“中途之家”发展成果的否定。广岛更生保护设施负责人山田勘一先生认为：““中途之家”的生活应当具有共通性、亲近性和日常化，更生保护对象需要情绪稳定、自主自立，像家庭似的生活。而政府的严管方针违背了民间更生保护设施的传统精神，使这项事业变质”。宫泽浩一教授认为：“限时锁门、严格遵守行为规则、限制行动自由等与监狱矫治相类似，而回归一般社会生活需要的却是自由自律、负有责任的生活。严管使从“中途之家”出来的人依然会有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距离感，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还有学者引用国际刑务财团（IPPF）《含限制自由非监禁制裁及非监禁措施的最低标准规则》（1988年）中的“包含限制自由的非监禁措施都应确保人的尊严和保障人权”。认为，“中途之家”内强制性集体训练有悖于《规则》，“中途之家”的活动应坚持尊重本人意愿的原则，培养更生保护对象的自尊心是最为重要的。
第三种观点较为折中，认为应在民间的更生保护设施的基础上成立政府的“更生保护中心”或“自力更生促进中心”。持这种观点的日本矫正保护审议会曾向政府建议，成立相关的“更生保护中心”，接收民间更生保护设施对应困难的人，对其实行强化性质的更生保护，“更生保护中心”类似于“社会内刑事设施”。
调研中了解到，上述3种观点中，批判更生保护设施“国进民退”的学者居多，影响也最大。
2．运营经费困难
在对3所更生保护设施负责人的访谈中，受访者都提到运营经费的不足，仍以早稻田新生会为例，政府按人头支付给该机构“委托费”共分3个部分，即伙食补助费、住宿补助费和事务经费。经费不足的部分主要为事务经费，政府按更生保护对象每人每天4000日元（约326人民币）支付给更生保护设施，在课题组调查时，早稻田新生会共有更生保护对象18人，月事务经费216万日元（约17.59万人民币），除去6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外，事务运营经费所剩无几，更生保护设施的负责人谈到，在日本的许多更生保护设施的住房和办公设施陈旧，无钱更新和翻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