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认为应当穷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各种解释方法寻求“通常理解”
适用此种观点，会产生以下逻辑困境：按照《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穷尽各种解释方法寻求“通常理解”之后，“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那么，非格式条款，按照《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穷尽各种解释方法解释后，如果还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则应如何处理？《合同法》第125条没有给出退路。
（三）本文见解
笔者认为，《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排除了《合同法》第125条的适用。理由如下：
1．非格式条款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而格式条款解释的目的在于寻求通常理解，两者理应适用不同的解释规则。《合同法》第125条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确立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并不是特别针对格式合同的条款解释，否则也就不可能有《合同法》第41条的出现。{18}就保险合同而言，对于非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保险法》没有规定，因此应该适用《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合同解释一般原则。而格式条款的解释，应适用《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适用《保险法》第30条并不导致必然适用《合同法》第125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