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我在鼓吹精神决定论呢？也是在今天中午，俞吾金教授还谈到了黑格尔、韦伯、雅斯贝斯以来的精神决定论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借思想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精神决定论。就我而言，还是主张在终极意义上，物质或者生活方式决定精神现象的基本要义。但吊诡的是，和人类相关的物质世界，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领域，是不能剥离掉精神的参与的，或者说在这些领域，精神现象从来都是参与者，是其有机的构成性因素。问题是是什么样的精神现象。
为什么要谈论这么多精神现象问题？目的仍然是为了说明道统和精神现象的关系。我觉得，道统就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就是人类交往行为的精神建构和精神结构问题。如果用我们习以为常的说法，就是人们行为的指导思想，但指导思想这个词，因为被我们以前用的太滥，名声并不好，大家也未必认同和接受，所以，我就把道统称之为人们交往行为的精神建构或精神结构问题。这样理解道统问题，可能比仅仅从形而上视角理解它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形而上视角的道和道统问题，毕竟受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要开发出所谓的新道统来，反倒在逻辑上是一种制约因素，而不是拓展和建设因素，因此，就没法展现出建设新道统的开放性来。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立新道统，或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道统？魏老师也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儒学道统、经学道统和理学道统这样三个时代（其实在我看来，这种道统的核心，归根结底就是儒学道统），那么，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建立一种新道统？能不能建立一种新道统？这必须要深入到对人际交往结构方式问题的反思上。
在这两天邓正来教授召集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借用人心、家国和天道的叙述方式，传递或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根性问题。他的见解和立场我认为很好（虽然我未必一定赞同，还有，当然，我也不太不赞同他的言说态度）。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反躬自问的，最后是直指人心的。就这一问题，我很想向他讨教，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想讨教的问题是：反躬自问、直指人心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给我们开出人人都有这种能力的方案，尽管反躬自问、直指人心很好，谁都会赞同“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精神和行为境界的，但问题是有些人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却做不到这点。
于是，中国传统就对人进行分类了。所谓君子和小人的界分就从这里开始了。君子是承道者、载道者，而小人却只能是物质性的，是无法承道的，小人喻于利嘛。这种高度自觉的、以圣人伦理为标准的道统要求和道德境界，对于圣人、君子而言，或许能够做到，但是对于常人、小人而言，或许难乎其难。毕竟绝大多数人是中民，用董仲舒性三品的观点说，绝大多数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斗筲，而是中民，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也是受好利恶害心理节制的人。这样一来，圣人伦理发挥作用的空间就相当有限，那怎么办呢？就只能采取用圣人教化的办法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于是，直指人心，最后是向圣人看齐，向偶像看齐，这反倒使每个人自己迷失了自己，人不再成为人格独立的主体。最终结果是借助一种圣人的道德教化，完成对人的控制使命，并形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样一种似乎千古不变的身份结构。这种道统结构，在那个时代，自有它适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时过境迁，人们的交往行为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