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死亡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消失，其生命权被剥夺在法律上所形成的死亡赔偿金不是针对该死亡公民；又由于死亡赔偿金形成于该公民死后，不是其生前财产，所以也不是其遗产；而公民的死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其在亲属关系中的缺位，引起亲属关系中权利义务结构的变化，最终使原来与其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受到了损害。因此，死亡赔偿金对应的权利主体是与死亡公民生前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亲属（至于亲属关系的远近，在法律上应以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并以其与死亡公民可能生存期间的权利义务的多少来确定其在死亡赔偿金中分配数额，但这种具体的分配规则已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
当然，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是死亡公民除了生命权被剥夺外，如还有财产被国家机关扣押、查封等财产权被侵犯，而该公民死亡后，其继承人无法继承该部分财产，不是对继承人继承权的侵犯吗？公民死亡后，其权利主体资格随之消失，不再是权利主体，其财产权由其继承人继受，因此，在公民因死亡而丧失权利主体资格的同时，其继承人就成为其财产权利的权利主体，被扣押和查封的财产不再是死亡公民的财产，而是其继承人的财产。导致公民死亡的职权行为，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并影响到其亲属的部分亲属权，但并不是针对死亡的公民的继承权，只要没有进一步剥夺继承权的行为发生，就没有侵犯继承权。对于扣押、查封的财产，因为权利主体资格的转移，所侵犯的已是继承人自身的财产，而非死亡公民的财产。因此，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使用“继承人”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是继承人作为赔偿请求人，是其继承权受到了侵犯；而实际上应该是其自身的财产权和亲属权受到了侵犯。判断是否侵犯公民的继承权的法律依据是《继承法》，而《继承法》中并没有导致公民死亡就是侵犯其继承人继承权的规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样的悖论：继承人确定规则适用《继承法》；死亡赔偿金是对亲属权的赔偿而不是遗产，不能适用《继承法》；结果《国家赔偿法》在公民死亡情况下确定赔偿请求人时反以“继承人”的身份标准，以继承权未受到损害的“继承人”来对应非遗产的死亡赔偿金。继承权作为一种基础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权利主体在法律上称作继承人，而且继承人称谓也只有针对继承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当然，继承权受到侵犯时，为了保证继承权的顺利实现，会派生出相应的请求权。而在公民死亡情况下，国家赔偿请求人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却不是继承权，而是其自身的亲属权或者其它权利（如受扶养的权利）。正是这种基础权利以及由此所派生的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在法律概念上的混用，导致了现在的种种悖论和两难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