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以“真相发现”为绝对指向，法国立法者向来对拘留的适用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担心因过分追求真实而损及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如此，塑造行之有效的“控权模式”便成为立法者反复考量的难题。
《二）保障机制的完善性：塑造行之有效的“控权模式”
在拘留措施的保障机制上，法国立法者力图塑造一个贯穿整个侦查程序且行之有效的“控权模式”。其具体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其一，严格适用条件。一如前述，2002年3月4日的贝尔本一号法律对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修改，将原先的“有证据可推断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或试图实施某一犯罪”修改为“有一项或数项合理的理由足以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或试图实施某一犯罪”，从而使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更严格也更具可控性；其二，构建相对完备的权利保护体系。不管是接受医生身体检查的权利、律师会见权、沉默权利还是形体、精神完整以及人身尊严不受损害的权利等均是保障被拘留者不受非法讯问或不人道待遇的有效举措。这对于确保拘留措施良好、规范地运作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三，设置多样化的监督手段。从司法实践所反馈的信息看，拘留笔录审查、拘留场所检查及对未成年人讯问的视听录音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侦查权的滥用。尤值一提的是讯问视听录音制度，因践行效果极佳，目前已扩及适用于所有犯罪案件的庭前审查程序；[34]其四，设立比较严格的惩罚机制。不管在程序上（瑕疵的程序行为无效），还在实体上（国家责任以及侦查人员的个人责任），法国立法者都力主对滥权行为设立相对严格的惩罚机制，其根本用意便在于塑造行之有效的“控权模式”。
但应注意到，前述拘留措施的两大特点虽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但更多的是表现为相当程度的张力甚至对抗。例如真实发现要求立法者提高拘留措施的强度（如延长拘留时间），但“控权理念”却希望尽可能地保障被拘留者的休息权及精神完整权。从法国现行法看，真实发现依然是侦查阶段的主导理念，这亦是职权主义国家的一大共性。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法国现行的“控权机制”依然存在较大的硬伤，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一如被拘留者受限制的沉默权（因为侦查人员无义务告知其享有沉默权，且即便犯罪嫌疑人行使了沉默权，亦可能被作出不利推定）；二如受限制的律师会见权（律师不得以辩护者的身份参与诉讼，无权查阅诉讼案卷，亦不得参与对被拘留者的讯问）。这无疑都是尽可能地为发现真相扫清“障碍”。且随着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大量出现，此一做法似乎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作者简介】
施鹏鹏，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注释】如果有正当理由亦可延缓履行告知义务：如被拘留者处于醉酒状态、无法理解所告知之权利亦不能有效行使这一权利的（Crim.,3 avril 1995,B. n。140,p.394;·Crim.,4 janvier 2005,pourvoi n。04-84876; D. 2005,p.761,note J. - L. LENNON），侦查人员应在其酒醒后立即告知相关权利（Crim.,4 janvier 1996,B. n°5 ,p. 8）;又如警察局被示威人群包围、被拘留者无法带至司法警官处，此亦属不可克服之情况，可延缓权利告知（Crim.,10 avril 1996,Procedures 1996,comm. n。229）；再如无法找到特殊语言的翻译（Crim.,26 mai 1999,B. n°105,p. 280·Civ. 2e,7 octobre 2004,a paraftre an Bulletin）或者在找到翻译前有必要确定被拘留者之国籍以进一步确定其所使用之语言的（Civ. 2e,4 juillet 2002,B. n。154,p. 123），均属不可克服之情况，可延缓履行告知义务。
《刑事诉讼法典》第63-1条第3款。如果被拘留者耳聋，则应使用手语（《刑事诉讼法典》第63-1条第4款）。
权利告知应载人笔录（《刑事诉讼法典》第63-1条第2款），笔录原则上应当场撰写（《刑事诉讼法典》第66条）。
2000年3月14日至16日,欧盟反酷刑、非人道待遇及侮辱人身尊严委员会在视察法国的司法职权机构时指出：在法国，医生每个月都要为2000名左右的被拘留者进行身体检查。其中大概有5％的被拘留者带有外伤。这绝大部分是因为警察在讯问过程中有粗暴行为或过紧的手铐所致。
CRIM. 04-13/Gl-02-09-04.
Decision n°93-326 DC du 11 aout 1993 et decision n°2004-492 DC du 2 mars 2004,prec.
Crim.,17 mai 2000,B. n°196,p.576.
Crim.,28 avril 2004,B. n°102,p.389.
这是2000年6月15日法律改革的结果。在此之前，律师只得在拘留20小时后方可介入诉讼（被拘留者系未成年人的,律师只得在拘留1小时后介入）。
Civ 2e,5 fevrier 2004,R. n°44,p.36; Dr. pen. 2004,comm. n°135.
Arret John Murray c. Royaume-Uni du 8 fevrier 1996 et Saunders c. Royaume-Uni du 17 decembre 1996,RSC1997,p.476·arret Condron c. Royaume-Uni du 2 mai 2000,req. n°35718/97.
冉，布拉戴尔：《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错误意志》(Jean Pradel,La mauvaise volonte du suspect an cours del''enquete,in Melanges offerts a Raymond Gassin,LGDJ,2007,p. 308.)。
这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存有冲突。参见arret Averill c. Royaume-Uni du 6 juin 2000,req. n°36408/97。
Le monde,13 mars 2003,p. 10.
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极少遵守此一规定，被拘留者往往配戴镣铐接受讯问。
Le monde,13 mars 2003,p. 10.
拘留开始及停止的时间亦应记录在警察局及宪兵队的专门登记簿（《刑事诉讼法典》第65条）。
Civ. 2e,23 janvier 2003 B. n°13,P. 10·Civ. 2e,24 avril 2003,B. n°108,p. 92.
Crim.,14 fevrier 2001,Crim.,18 septembre 2001 et Crim.,25 septembre 2001,Dr. penal 2002,comm. n°11.
CRIM 01-5E6．但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无权提出这一申请。
1993年1月4日的法律确立了自动无效原则（nullite textuelle automatique），即只要违反了法定的程序或形式，则程序行为自动归于无效。但1993年8月24日的法律修改了这一原则，确立了“无损害则有效（pas de nullitesans grief）”原则（《刑事诉讼法典》第171条及第802条），将损害结果作为程序行为效力的必要条件。但利害关系人无须承担“损害结果”的举证责任。该原则是当前非法拘留程序行为无效事由的通行原则。
Crim.,3 decembre 1996,B. n°443,p. 1297.
Crim.,6 mai 1997,B. n°177,p. 583·Crim.,6 mars 2001,Dr. penal2001,comm. n°80.
Crim.,9 juin 1999,B. n。129,p. 358; Crim.,6mai 2003,B. n°93,p.356·Crim.,4 janvier 2005,pourvoi n°04-84876; D.2005,p. 761,note prec. J. - L. LENNON.
Crim.,28 mars 2000,B. n°137,p.404·Crim.,6 mai 2003,B. n°93,p. 356 et Procedure 2003,comm. n°178.
Crim.,31 octobre 2001.
Crim,19 avril 2000,B. n°160,p.467；Crim.,26 mai 1999,B. n°106,p.284.
Arret Ribitsch c. Autriche du 4 decembre 1995,serie A n°336
RSC 1993,obs．F．SUDRE et p．142,obs．L-E．PETTTI.
RSC 1999,p.891,obs. F. MASSIAS; JCP 1999,Ⅱ,note F. SUDRE.
Req. n°59584/00.
恰如蔡墩铭教授所言，“任何人倘未被实施侦查公务员认为有犯罪嫌疑时，自不致被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藉此以观，犯罪嫌疑人之认定，乃系出于实施侦查公务员所形成犯罪之心证，而实施侦查公务员所以获得犯罪嫌疑人犯罪之心证，乃由于侦查阶段所收集之诸多证据,已可推测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之可能，倘非认为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之可能，则不致将其列入为犯罪嫌疑人。”可见，犯罪嫌疑人既作为“有一定证据证明其具有较大犯罪嫌疑之人”，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所获得的证据自是具有重要意义。参见蔡墩铭：“犯罪嫌疑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1卷第2期。
R. MERLE,La garde a vue,Gaz. Pal,1969. 2,Octr,p. 18。另参见Crim.,11 juillet 1994,B. n°273,p. 673;Crim. . 13 octobre 1998. B. n°254. p.731.
参见施鹏鹏：“法国审前程序的改革及评价—以2007年3月5日的强化程序平衡法为中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7期，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