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侵权责任法的重要机能在于填补及预防损害，[17]当代侵权法不仅要对过去发生的损害进行救济，而且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进行预防。[18]我国侵权责任法实现了补救和预防两大功能的结合。这就突出了侵权责任法的两大功能，一方面，侵权责任法是私权保障法，它是在权利和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提供救济的法，通过对私权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种类救济手段来保障私权。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了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因此，为受害人提供更为充分的救济就成为现代侵权法的首要功能。无论是从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还是从各项具体制度上看，我国侵权法无不体现出了关爱受害人、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功能。例如，在过错责任中规定相应的、补充的责任等，尽可能使受害人获得补救。侵权责任法详细规定了各种适用严格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况，从而尽可能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当然，此种救济基本上是通过要求明确的责任人承担责任完成的，但是，在无法确定实际行为人而受害人确有救济的需求和必要时，侵权责任法还妥当安排了损失的分担规则，以避免无辜的受害人自己承担人身伤亡的损害。例如，在交通事故责任中，通过规定垫付责任和建立赔偿基金，给予受害人侵权责任以外的救济。另一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发挥救济功能的同时，也主动和提前介入到我们这个“风险社会”的一切“风险源”之中，[19]最大限度地防止现实损害的发生，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此种功能主要是通过多种责任制度来实现的。例如，在因危险活动或者危险物引起的严格责任中，由于责任的承担无需行为人有过错，对行为人课以严格责任，行为人基于降低损害赔偿风险几率的目的，会积极考虑提高安全生产系数、降低活动或者物品的潜在损害风险，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成本。这同时也就降低了此种危险性变为现实的几率，体现了侵权法预防损害的功能。同时，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责任形式，它们主要是为了实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侵权责任法通过安全保障义务、监护人责任、教育机构的责任等制度，都是为了强化对直接侵权人的注意义务，从而避免直接侵权人实施加害行为。在过错推定责任中，法律规定由物件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等承担责任，以督促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这些都有利于督促潜在侵权人采取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
五、侵权责任法妥当安排一般条款与类型化列举的关系，有效协调高度抽象与适度具体的关系
所谓一般条款（Clausula Generalis）是指在成文法中具有统率性和基础性的作用，能够概括法律关系共通属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条款。类型化列举是与一般条款相对应的立法技术，简言之，就是对社会关系加以分门别类的规定，不同类型分别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一般条款和类型化列举的关系问题，一直也是比较法上的热点话题。从立法实践来看，《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采取了十分抽象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立法模式，但事实上，这种过于抽象和宽泛的立法模式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困难，“由于过错概念的扩大，法院即刻获得了某种权力：是法院而不是立法者在其每次的判决中决定哪种行为是侵权的。”[20]因此，法院只有通过不断变化过错的概念内容，并限制可赔偿的具体范围，才使侵权法得以妥当使用。[21]而德国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极端的立法例，由于立法者担心，如果只是把一般条款交给法官，判决就会具有不确定性（Unsicherheiten),因此，德国民法典（BGB）没有追随其他法律体系的模式在侵权法中采取一般条款（eine Generalk-lausel)，而是在第823条以下规定了侵权法保护的具体权利范围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Delikt-statbestaende) 。[22]而德国法官面临着不同层面的问题，即需要不断扩张法定的受保护权利的范围，要通过创造“营业权”等新型权利、负保护第三人利益合同等途径来为受害人提供有效救济。[23]德国、法国所提供的比较法立法教训告诉我们，简单地采用一般条款，或者单纯地采用类型化列举都是不可取的，任何一个方法的单独采用将会使立法的实际规范效果大打折扣，且给司法实践带来重重困惑。可以说，我国侵权责任法充分考虑了法、德民事立法的经验，针对一般条款和类型化列举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立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