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笔者按：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梁漱溟没有接着去思考这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团体是否一定缘于斗争？政治团体内部的伦理风气与其外在斗争的需要如何相辅相成？相反，他直接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基本伦理精神（人心）归诸中共无意所作的第三大贡献：
“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道路，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道路，大致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不理会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件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团体生活所需的这个向上的、忘我的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本性。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本出于梁漱溟独得之思，也是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两大根本问题的联系中枢。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基础一向颇有批评（这和中共的影响无关），即“权利”意味着一种利己的、占有的、向下的精神，表现了人心染污沦落的一面。是以所谓宪政民主的道路非但行不通，而且要不得。这是梁漱溟晚年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背景。
由此大体可看出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统与中国共产党之道统的基本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分裂建立国权，其政权之正统性自无可疑。其建国的根本方式也是引进团体生活。团体生活有两面性，一是对外斗争，另一是内部的积极向上之人心。对外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中共最自觉的，然而不合道统，为梁所不取，却正是历史之所选择。积极向上之人心则关乎道统之基本问题，但又是中共为了缔造团体无意中获得的。总之，虽然人民共和国的政统毋庸置疑，中共之新统却不尽符合旧道统，即使有所发扬，也是不自觉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像梁漱溟那样割裂斗争与人心。中共也不会承认它只是无意地弘扬忘我精神。用党的术语表达，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梁漱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生活 20多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巅峰，他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全面观察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