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取消某些限制
我国学者称我国目前的控辩式诉讼结构是一种“控强辩弱的控辩式诉讼结构。”{3}
为了达到控辩平衡，必须赋予律师更多的诉讼权利，尤其是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及履行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所确定义务的需要，笔者建议有必要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如下修改：
(1)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是“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权则是实行辩护的基本条件。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凡是实行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审判的国家，几乎没有不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取证权的。
(2）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取消“两个同意，一个许可”的规定，修改为：“辩护律师有权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予以支持。如果证人享有作证豁免权，证人可以拒绝向辩护律师提供案件材料；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取证申请，可成为辩方主张裁决无效的抗辩理由。”
4．改革讯问制度，赋予律师在场权
在中国一步到位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从现实来看非常困难，然而，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诉讼中的功能，在现实中应分步建立这一制度。首先应在部分刑事案件中赋予律师以在场权，待到我国法律承认沉默权时，再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这一制度。
(1)律师在场权案件运用范围的限制：现行犯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因为证据收集比较容易，不适用律师在场权。强奸、贿赂、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案件以及重大复杂案件和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刑事案件应当适用律师在场权。由于这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更为重要，其他证据的收集可能困难，侦查人员追求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主观欲望强烈，最易导致侦查人员不择手段地获取口供的行为，实务中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的行为大都发生在这些案件上。
(2)律师在场权行使程序：在侦查人员讯问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首先告知其聘请律师的权利及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凡属于律师在场权适用的案件，应告知其此项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主张此权利，侦查机关应当允许其在3日内聘请律师，若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放弃此项权利或者在告知此权利后3日内（特殊情况可以延长）未聘请律师又未明确表示放弃此项权利的，视为放弃权利并记录在案。在讯问时，律师在场发现侦查人员讯问程序违法，或发现刑讯逼供行为，当场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也有权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或在讯问笔录上记载侦查人员有程序违法或者刑讯逼供情况后签字。如果侦查人员讯问过程合法，律师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无律师签字的笔录无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效力。律师在场权的行使还应包括律师在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如果侦查人员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权，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