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推动汉语修辞实践改变的是过去100年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随手举几例，不求完全，甚至没考虑主次。一，取代私塾的现代教育。即使有多名学生，私塾先生也是居高临下，一味要求背诵，学生基本是在背诵中有所领悟甚或毫无领悟；而现代教育，哪怕面对一名学生，总体上也要求教师口语表达，要讲道理，以学生听明白为原则。二，胡适首倡白话文的重要追求和后果之一就是文化逐渐下移，教育逐步普及，这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识字人和书写者的社会和阶级构成，全面拉近了文章与日常说话的距离。三，现代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论文，哪怕针对特定的专业听众，也必须注意口语，一定要讲清因果或逻辑关系；这与传统的强调作者并考验读者学术“功底”的，更看重材料，不大看重理论、说理和论证的传统“国学”文章显著不同。四，看似同属表演艺术，新兴的话剧、电影等艺术所诉诸的感官，关注的重点，与传统戏曲根本不同——想想“听戏”。五，以郭沫若、艾青等为代表注重口语交流的新诗及其表达（诗朗诵），都追求更多人听懂并感染人，与以卞之琳、冯至等为代表的主要依仗阅读、诉诸智性的新诗有重大区别。[42]以及六，受众更广泛、层次更复杂的广播和电视总体上一直以文化程度偏低的广大普通人为交流的基准。所有这些，但远不止这些，都推动着汉语从以文字阅读为中心向以公众口语交流理解为中心的转变。
对现当代汉语修辞实践影响最大的，在我看来，是近现代的中国革命。无论是国共合作推动的还是，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争取民意，争取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与先前改朝换代的统治者争取的对象不同，这个持续的大革命不排斥传统知识精英，但必须更多关注传统政治中根本没有或不很重要的农民、工人、市民、商人和小知识分子等；他们数量巨大，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教育背景、利益和政治理想非常不同。争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口头交流、演说和宣传，无论是北伐还是抗战，无论是“土改”还是抗美援朝，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农村，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学校。哪怕革命建立的政权不符合民主的“精髓”，毫无疑问，民众的参与还是大大增加和扩展了。正是这一根本变革促使政治修辞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蔓延，主要不是以文字，而是公共言说，用最大多数普通人立马能听懂的口语，从普通人有切身感受的问题开始。[43]现代中国的言说和聆听主体都不再是相对标准化的士大夫了，受众开始有了各自的音容笑貌。说话目中无人的时代过去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政治，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言说，自己的受众，创造了新的修辞实践，也创造着新的政治修辞。
近现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演说家和修辞家，他们留下的公共发言，无论是政治报告、社论、演说还是简单的致辞，看似传统的论说文和政论文，却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的特殊文体，运用的，有，但主要不是或不限于传统汉语的文学修辞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修辞实践变革的真正推手不是作者，不是作者的文字和/或口头表达能力，而是作者心目中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的广大民众。无论政治文化精英如何批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治，都不可否认，自1911年以来，中国是一个共和国，任何政治领袖和精英都必须首先关注和说服普通民众。[44]而在此意义上，民众已经参与了政治决策，并至少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之一。
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不仅文学教授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也不仅是政治家、外交家的著名发言；[45]即使一些“军人”甚至“粗人”的公共发言，都首先并直接诉诸广大受众听觉、视觉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情感认同。1953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报告宣称：“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46]这是典型的政治修辞，不仅有比喻、象征和抽象，而且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一个象征；在这一特定场合，修辞要素还有彭老总的着装、身份、形象和语气，而最具说服力的是他身后翻飞并穿越了上甘岭硝烟的志愿军军旗。1965年9 月29 日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如果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打入中国怎么办？陈毅元帅说，中国人不好战，可如果美国真把侵略战争强加给“老子”，“老子欢迎他们早点来，明天就来”；他双手揪起两鬓白发激情地说，“老子已经等了十六年了！老子等得头发都白了！”发表时，为了“文雅”，避免“好战”，《人民日报》把“老子”一一改成“我”或“我们”；[47]却还是，甚至只有，这个“川话版”，加之“将军白发”，加之中国人很容易想到的拍马叫阵的虎将张飞、许褚（尽管陈以“儒将”闻名），才有了至今仍令人（普通中国人）动容的强大修辞力量。
哪里是传统修辞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哪里是文学的或语言学的修辞手段？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精英的修辞？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横空出世地，因此是独立地，创造了在性质上与古希腊作为政治学分支的修辞学更为一致的现代中国的政治修辞实践。
还可以以毛泽东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为例。[48]都是政治文件，还都是开幕词，让人一听就够够的了；后一篇还用了1/3篇幅交代了会议程序。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些文字简洁、朴素、雄浑、大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是，这里有排比，但力量主要不来自排比。这些句子（包括前引彭德怀的句子）很长，还相当“欧化”，与传统中文无论是句型还是结构都很不一样；但可以预期，普通农民工人也大致能听懂这种长句。[49]它大大丰富和改善了现代中文的表达力。如果不考虑政治立场，仅就语言的感染力而言，这些表达足以打动所有人，即使他未能充分理解，甚或理解了也反对，其中的某些政治主张或命题。[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