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虽然以修辞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的渠道和参与者均受到了限制，整个社会的人口总量却逐步增加了，如果人口中有修辞天赋或偏好的人比例大致稳定，这意味着在这个扩大了的、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政治实体中有修辞天赋或偏好的人数增加了；而人的修辞本能和冲动无法消灭，也很难减弱，一定要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寻求通道，追求表达，建立新的领地。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没有或不使用文字的社会和群体中，人们同样很重视修辞，善于修辞，同样追求以话语的感染力说服受众接受某个观点或采取某种行动。[34]中国民间的口头传统，如山歌、民谣、故事和讽喻，同样富于修辞，同样是受众推动，源远流长。
知书识字的士大夫还想从文字中寻求修辞的表达；只要有可能，也总想影响政治。也许因此，不少官员和士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各种类型的“策论”，同样注重并强调文字修辞。[35]这也许是在无望直接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的社会条件下，修辞与政治决策走得最近的领域之一。而策论中的修辞与西方古典修辞的根本区别，除了媒介（文字或口语）不同外，也许是交流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交流方式的不同。或许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唐宋之后，有些——在今人看来——穷极无聊的官员会自己虚构案件，创作“拟判”和“花判”？[36]部分传统士大夫是否可以借此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过把修辞的瘾？
但士大夫更多的无处发泄的修辞冲动和才能，细水长流，似乎，逐渐汇集到诗文歌赋文章中来了，这是个可以公平竞争、交流双方相互刺激生产和消费，因此市场逐渐扩大的领域。“文学的”修辞日积月累，方法日益增加且日臻完备，也日益凸显。在这一领域展现出来的修辞主要是文字的，但也包括口语的维度——音韵学。
与政治修辞场的权力架构非常不同，诗词歌赋文章主要在传统士大夫之间交流，对象至少一开始是由作者选择的，往往是与作者没有直接或重大利益冲突的好友和同僚（包括一些上下级官员）。这类交流有口语的考量甚至实践（吟诵），但更多通过文字，基本是个体受众在相对私密的空间独自阅读，可以反复研读。这些要素都决定了作者不必想象和预期受众了，作者可以直接以自己为范本设定受众：受过足够的文化教育，受过相关的文化规训，对作者谈论、表达的事务或情怀有足够的关切和分享（否则就是明珠暗投，对牛弹琴），对涉及或借助的文献、史料、掌故也有足够的把握和理解。受众，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因此无需作者太多关注，无需关心他们的诸多具体差别。交流对象还在，也很具体，受众却没有了，他淡出了作者或言说者的视野，不再是也无需是作者表达时的核心考量。值得作者考虑的全部问题，不是受众能否接受和理解，而是作者能否借助文字和音韵的修辞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悟。作为文人，作为心系天下的“士”，作者的全部和最高政治伦理责任就是坚定不移地表达自己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审美的关切。他无需考虑受众的感受，相反他有责任改造和塑造受众的感受，甚至他无需顾及他人的反应和一切可能的政治社会后果，只有这样，才能“诗言志”，充分反映士大夫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37]由政治、社会和文学场域特定权力关系规定的交流对象、交流形式、交流目的，由此规定和塑造了传统中国诗词歌赋文章的交流双方，使汉语文学修辞集中关注表达，关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而不太关心士大夫以外的其他可能的受众。而一些更为失意的文人学士，诸如关汉卿、蒲松龄、金圣叹等，则把自己的修辞才华注入了小说、话本和戏曲；他们接手了城里的其他非文人受众——主要是观众和听众。
因此，20世纪早期，在西方学术分类的影响下，当近现代中国学者开始主要以传统中国留下的大量诗词歌赋文章为基本原材料来构建汉语修辞学之际，[38]从中可能提炼出来的修辞手段和方法注定主要是传统士大夫关心且有能力关心的修辞格，他们甚至可以不关心诸如春秋笔法这样的史学修辞，也很少或无力关心民间的口语修辞。他们似乎相信，古代的诗词歌赋文章中已经留下了放之神州而皆准的修辞精华，其中必定有某些神秘的、内在的与受众完全无关的东西，只要发现了、抽象了并最终掌握了其原理原则，就足以保证汉语言文字的普遍有效和成功的交流。这是一个符合索绪尔语言观的、[39]本质主义的汉语修辞学。
如今，仅仅争论修辞学究竟是一级或二级学科或是一个专业方向，究竟属于语言学还是文学或其他，甚至究竟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40]都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挑战现代汉语修辞学的这个已牢牢矗立的“真理”了；除非，有什么力量首先挑战建造这个真理的所有原材料和建造者，挑战生产了这些原材料、培养了这些建造者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
三．政治修辞实践与社会变革
这个力量真还出现了，就出现在20世纪汉语修辞学创建之际，一直挤压、扭曲和扯断这个学科试图勾连并规定的那个词/物（修辞学/社会修辞实践）关系；中国社会的修辞实践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力量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系列相互关联、支持、强化和补足的重大变革，它大大推动了公众场域的口头交流和表达，增强了其中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一个新的以广义政治议题为核心关注的修辞实践已经弥散开来；以传统诗词歌赋文章为核心关注的文学修辞则与广大民众关系不大。
许多人会想到或首先想到“五四”前后的白话文，想到胡适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41]以及更早黄遵宪首倡的“我手写我口”（《杂感》）。但这只是想当然。仅就这些主张而言，它们还更多属于“诗言志”的时代，以作者自己为中心，不考虑受众的能力、利益和偏好，因此反映的仍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当言说者只想着表达自我，主要是通过文字，并只是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交流之时，你确实不需要真实具体地考虑广大不识字的普通民众，尽管他们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只需考虑自己如何“写”，并把基本（并非“完全”）为传统教育规训的自己的“口”或“心”当做文字和修辞的标杆。这种坚持和努力会有贡献，因为“口”和“心”也会在社会互动中流变；但正如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没能带来现代白话文一样，胡适“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纵横驰骋后留下的只是一些缺乏现代活力和感染力的白话文和白话诗。这不全因为胡适的文学和修辞天分，最主要的，也许？是平民化追求包装下他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