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还是革命？
吕升运
【关键词】维新；革命
【全文】
维新？还是革命？这是一个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奕昕、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其基本的主张虽有所差异，但究其实质无不在维新二字。而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人士却旗帜鲜明地打出了革命的旗号。历史无法假设，因此其中孰是孰非，百十年来，争论不休。遍翻历史，我们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情景。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之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判断往往为这个社会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宋有王安石的变法，亦有的宋江方腊的起义；明有张居正的改革，亦有叶宗留、邓茂七等的“叛乱”。事实上每一个王朝在生死存亡之际整个社会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维新？还是革命？
革命能解决问题吗？或者可以这样问：在打破一个旧世界之后，就一定能建立起来一个新世界吗？历代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自然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走了一个旧皇帝又来了一个新皇帝。而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宪政——作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个普遍经验，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正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代中国的未来除了宪政，别无他途。所以，我们最终需要拷问的是：我们到底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走上宪政之路——即便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是维新？还是革命？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革命，是否一定能带领我们走上宪政之路？
无数的历史证明，革命，不是野心家的事业，就是战略家的宏图。革命者之所以甘冒风险，除了为逃避自身的苦难之外，或者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利、个人之权欲，或者是认为维新之举于事无补，除革命之外别无拯救社会的良方。前者是为了利己，而后者则是为了利群。倘若是利己者的革命，我们无法保证其在革命胜利之后会建立一种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因为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没有人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起码，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权力设置范围或障碍。
那么，利群者的革命在胜利之后一定会走向宪政吗？我看也并非定数。革命往往是在集权的状况下得以运行的。旧政权纵然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想取而代之，革命政权一开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弱势群体就必须有效的集中自己的力量以保存自己打击敌人，而只有在集权的状况下革命的力量才可能得以高度集中和高效运作。所以，一个成功的革命政权往往是集权式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也往往源于不恰当的民主与分权——即便是内讧也是对集中的一种削弱。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正是在做了类似总结之后才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打指模宣誓效忠党魁一人，以避免分权在革命中的低效甚至无效。与此相反的是共产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党政军高度一元化的集权模式。问题的关键是：这种集权恰好与宪政分权制衡的思想背道而驰。作为革命政权主导者之外的民众，如何能保证一个集权的革命政权就一定能有序地转化为一个有限政府，从而走上宪政的道路?恐怕不能。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最终走向一党独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宪政的实现，除了要有普遍的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还需要有执政者的远见与胸怀，二者缺一不可，否则，真正的宪政就无从建立。没有了公民对政府的对抗能力，宪政的基石就会被专制的毒虫蛀空。同样，没有执政者的远见与勇气，宪政也是图纸一张，无法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