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部门法作用的领域看，反垄断法直接作用于竞争领域，解决预防垄断行为带来的竞争不足。财政法主要作用于非竞争领域，保证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伴随着国有资本与民争利的减少，作为财政投资来源的国有企业，国有股份存在的依据将越来越彰显正当性，国有财政作用的范围将仅限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即使在这些领域，还存在哪些环节民营化的问题。他们的垄断行为同样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即使国家介入竞争领域，也是为了重拾市场信心，发挥国有资本的拉动效应，经济杠杆价值，目的重新激发市场活力的。从这一点出发，反垄断法和财政法既有相对独立的品行，也在功能，运作机理上存在互补的一面。孰轻孰重，谁是主导，无法通过终极价值判定简单结论化。事实不能解读的差异实质，从不同视角出发，透析问题的本质才是科学的方法论。
一言以盖之，逻辑上看反垄断法先导。无论事实层面抑或理论层面，经济法中反垄断法还是财政法究竟谁是主导，无法判断。
三、关于经济法是什么
该文认为从洋务运动至今仍方兴未艾的现代化事业，国家以其有限的财力和组织力，不断汇聚精英、网罗人才和追随者，发展现代产业、事业，将现代化的元素逐渐扩展、累积于神洲各地方、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一项伟业。因此，中国从未有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分野和对立，经济法与中国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过程和模式是天然吻合的。［8］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推进必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主导，据此认为中国从未有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和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从商品社会的基本法民法考察，法治的根基并不在于法律本身， 而在于法律在市民社会中的实现， 如果离开了市民社会中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模式的存在， 法治也就会丧失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民法的实现方式虽多， 但基本上都依赖于社会的自组织力量， 或许民法实现的司法途径中包含了很强的国家因素， 但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群体， 尤其是如果缺乏一个对于司法充满着信任的群体的话， 那么司法的存在对于法治或许可能是一种抑制的作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