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面说明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论点上，作者认为其一，如今扮演龙头角色的计划法律制度已经融入产业政策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可行及落实程度与财政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是呈正相关的。财政核心是预算，预算的计划性与一国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是一致的，是根据现实可能性对既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落实。预算的执行，就是财政对经济、社会直接作用。其二，财政支出在中国社会总支出中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不能解决不同地方、不同产业的平衡协调发展问题，反垄断和各类经济监管只是消极地维护而非积极地利用市场机制，等等。其三，财政决策在我国上升到宪政层面，所以当以冠之龙头称谓。［6］
在笔者看来，为了进一步讨论上述观点，重塑民商法，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反垄断法和财政法的角色定位。从龙头的科学内涵出发，厘清两法的关联成为争议问题的切入。
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在于，对国家的市场规制活动进行规范和保障，保障国家对市场的规制，以实现国家的调节目标。作用方式是直接作用于竞争行为，排除障碍，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7］宏观调控法综合运用计划，财政产业政策等引导，促进，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整体运行。与市场规制法不同，实践中宏观调控法的实施常常不和市场主体直接发生关系，通过指导，鼓励和强制的推行，社会主体有选择有条件的参与，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经济全局。从制度实效的特点观之，是相对宏观的，社会间接参与下经济杠杆式的。民商法为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提供自由，解决不了市场自身自由竞争的顽疾---竞争过度和竞争活力不足。既然实质不公总是存在存在，人不可能总是理性的，过滥的竞争和竞争活力不足必然产生，才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介入。竞争法的存在根据和价值追求是市场化取向，立足于整体竞争效率之实现，为了解决当事人无法自己解决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而非单个效率，单个利益冲突。财政法在东西方社会运作的历史说明，财政的作用空间常常是社会资本介入低效的领域，没有市场的领域。财政政策全面干预社会的时间点大多是战争经济等危机阶段。危机伴随着萧条，事实上危机后并不是没有反垄断政策的，两者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只不过财政政策的覆盖之广，力度之大以及中国反垄断政策的架空或者没有直接发挥惩戒效能实施使得人们忽视了反垄断政策的存在。况且反垄断政策难以根本激发企业的创造力，需要民商法的配合，需要遵循经济规律的国家经济活动辅助。大危机，萧条过后，往往看得见的市场不再存在。大量行业没有活力，私人资本的进入预期渺茫，政府不得不投入财政解决市场乏力问题，同时发挥四两拨千金的效用，带动社会资本的活跃，以期经济复苏。从市场危机发生法律部门发生作用的先后看，理论上，国家干预经济在市场发生问题之后，危机发生反垄断法首先应当解决了市场的竞争活力不足，市场本身处在缺位的状态，既要国家政策也需要国家行动恢复市场信心，以财政职为保证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得以出台。从这个意义上，反垄断法是先导的，置于谁是主导的，难以判断。主流哲学观点认为所谓的主导标准，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难以找到涉争问题的利益基点。事实上，因为反垄断法的先导作用和惩戒预防功能常常是以潜在形式存在的，而不以积极的方式，看得见的方式直接对社会关系财政化。相反，财政政策的确先于反垄断政策而发生的事例频频出现。西方社会危机时期财政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财政法的作用更为突出。由此，不能把危机时期财政法的作用扩大到整个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作用树立起主导地位，先导地位，也不能因为中国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就认为财政法石龙头法。毕竟，中国社会不是金融社会，只是财政社会，这是此次金融危机没能重创中国的根源。况且反垄断法的长期缺位使得财政法的活跃是显而易见的何时，何领域，哪个环节开放市场，如果在早几年甚至几十年减少政府的财政作用中国经济是否更好，至今在经济学界仍有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