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后，被告人邵建国和附带民事原告人王善宽均不服，提出上诉。邵建国的上诉理由是：“主观上没有诱发王彩自杀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王善宽的上诉理由是：邵建国有赔偿能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二审审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经该院主持调解，邵建国赔偿王善宽1100元已达成协议，并已执行。对刑事诉讼部分，该院认为，上诉人邵建国在与其妻王彩争吵的过程中不是缓解夫妻纠纷，而是以“一起死”、“给家里写个话”、掏出手枪等言词举动激怒对方。在王彩具有明显轻生念头的情况下，邵建国又将子弹上膛，使手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为王彩的自杀起了诱发和帮助作用。邵建国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王彩自杀的结果，但他对这种结果持放任态度，以致发生了王彩持枪自杀的严重后果。邵建国诱发、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邵建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于1993年1月14日裁定如下：驳回邵建国的上诉，维持原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刑事判决。
二、争议及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邵建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存在以下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邵建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王彩是自杀身亡的，邵建国没有杀人的故意，也没有杀人的行为。而且邵、王二人属于相约自杀，王彩自杀，邵建国没有自杀，不应追究邵建国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邵建国在与其妻王彩争吵的过程中，拿出手枪，将子弹上膛，对王彩拿枪自杀制止不力，并非故意杀人。但邵建国违反枪支佩带规定，造成了社会危害，后果严重，应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类推定“违反枪支佩带规定致人死亡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邵建国的行为与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最相类似，应比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类推定“提供枪支帮助配偶自杀罪”或“帮助自杀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邵建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邵建国、王彩夫妇在争吵的过程中，王彩说：“我不想活了”，这是王出于一时激愤而萌生短见，并非一定要自杀，更没有明确的自杀方法。此时，邵建国不是设法缓解夫妻矛盾，消除王彩的轻生念头，而是用“两人一起死”、“给家里写个话”和掏出手枪等言词举动，诱使和激发王彩坚定自杀的决心。当王彩决意自杀，情绪十分激动，向邵建国要手枪的时候，邵又把手枪子弹上膛，使之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又进一步为王彩自杀提供了便利条件，起到了帮助王彩自杀的作用。尽管王从邵手中夺枪时，邵没有松手，随后把枪放在地上用脚踩住，但当王彩提议两人上床躺一会的时候，邵没有拾起手枪加以控制，反而自己躺在床里，让王彩躺在床外，使她更接近枪支。邵建国明知自己的上述一系列行为可能造成王彩自杀的后果。邵建国诱发和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我国刑法对这类行为没有另定罪名的情况下，以故意杀人罪追究邵建国的刑事责任是适当的，无须类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