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以私人名义用人行政的著名例子，是抗倭将领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辈招延“幕客”佐理军务。如胡宗宪以巡按御史和总督之职，在浙江招延徐渭、沈明臣、吕希周、茅坤等人“筦书记”、“与筹兵事”。胡宗宪辈之所以需要招延幕客佐理军务，其原因与前代军府完全相同。他们无论以何种职衔统兵作战，都属于临时的差使，且因而没有佐僚的配备；但军政事务又远非将领一人所能独理。只是到了明代，军事将领招用幕府人员的情形与前代不同。即以元代制度“行省大吏皆得辟幕下士，用其计策”[41]而论，据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元代经略使可选官二员为参谋官，其中“辟名士一人，掌案牍”，[42]尚署为佐僚。而明代的官员虽还可以私相招用佐助人员，且还可以将由此而成的行政组织称之曰“幕府”，却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幕下士”是可“辟”而不可“署”，徐渭辈也就只能保持一种“客”的身份，而不能进一步署为僚职。这也就是说，用人行政制度已经从原来的“辟署制”演变成另一种制度，即本文所谓的“招聘制”。
三、幕府制度的形态与阶段
随着用人行政的制度由“辟署制”向“招聘制”的转变，幕府制度也出现了个从“幕僚制”向“幕客制”或“幕友制”的变化。“幕僚制”和“幕友制”是中国幕府制度的两种存在形态。大体说来，这也是中国幕府制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
两种不同的用人行政制度，分别形成了幕府制度两种不同的形态。辟署制所形成的幕府制度是“幕僚制”；招聘制所形成的幕府制度是“幕客制”或“幕友制”。幕府制度两种形态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长官自主用人行政的产物。不同点则在于前者在用人行政上是“辟后又署”，因而存在于官僚体系之内；后者在用人行政上是“辟而不署”，因而存在于官僚体系之外。徐渭代胡宗宪作《赠金卫镇序》云：
自西汉至赵宋，凡文武大臣简镇中边，职将帅或暂领虎符，得专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补所不及。毋论已仕与不仕，虽贱至隶厮养，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明兴，始犹循之，尤称得人，然不专以幕僚目。自科举之制定，而举者颇多得人，毋事辟请；至于今，即有辟者，亦非古所辟之主与宾矣。[43]
此说正说明了幕府制度两种形态的不同。在辟署制下，辟署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主与宾”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长官与佐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所以，本文把以辟署制为基本特征的幕府制度，称之为“幕僚制”(特别指出，这里“幕僚”一词，是在“同官为寮(僚)”的严格意义上使用的)。而在招聘制下，主官自主辟士，则纯粹是官员的私人行为；由于无权署为佐僚，官员与幕客之间也就只能停留在“主与宾”的初始关系状态，即二者之间是一种单纯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清承明制，这种主客关系又被规范为一种“朋友”关系。王衍梅《幕学类要序》云：“今自制府、中丞、司、道以下州郡县，受马币、应是(指幕府引者注)聘者，率呼之曰‘友’。”[44]陈文述《答问幕友》则说：“古有幕僚，今惟幕友。”。[45]因此，本文将以招聘制为基本制特征的幕府制度，称之为“幕客制”或“幕友制”。[46]
大体说来，“幕僚制”和“幕友制”是中国幕府制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其转型期在明代。然而，这种区分并不绝对。实际上，在整个幕府制度史上，一直存在着上述两种幕制形态并存的状况。
在幕僚制阶段，如汉代京兆尹孙宝以恩礼请故吏侯文为“布衣友”；[47]唐代凤翔观察使邢君牙引布衣张汾为“上客”，[48]其主宾之间就只是一种单纯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这说明在幕僚制阶段存在着幕客制的成分。在幕僚制阶段，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入幕之士同具“宾”和“僚”两种身份。其中“僚”的身份，因“署”而来；“宾”的身份，则因“辟”而来。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辟”或曰“辟召”，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但这种行为又是以长官私人的名义实施的。因此，所辟之士与长官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带有私人的性质，即采用了社会上通行的“主”与“宾”的关系方式。从程序上说，先辟后署，在形成官与僚的关系之前，首先形成的是主宾关系。同时，就辟召的对象而言，虽然往往沾亲带故，但大抵是“贤能之士”。因此，辟召还必须加之以“礼”，即所谓“聘”。所以，辟召又叫做“聘召”。聘召的礼仪，源自分封时代诸侯派使者访问天子和邦国之间的“聘礼”。从其关系而言，使者为天子和邦国的“宾客”，被访的天子和邦国则为“主人”；就礼节而言，使者要具备“书”和“币”；被访的天子和邦国则要待使者以宾客之礼。[49]这种聘礼的关系与礼节，一直为幕府制度所采用。总之，在幕僚制阶段，幕僚制与幕客制两种形态是并存的。《晋书·郄超传》记载，桓温辟郄超入幕，先后署为大将军掾和记室参军，又有“入幕之宾”之说。此为著名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