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客体角度上。环境作为公共物品，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由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属性所决定。因为其公共性特点又决定了环境的外部性特征。外部性指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3]而外部性的结果是市场失灵。这一连环矛盾要求政府来协调。公众的利益观难免短期，盲目与狭隘性，政府是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代表。环境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提供主体的政府性，将其外部性内化的社会要求无疑决定了政府作为提供主体的职能。政府的协调公众和“环境”这一公共物品之间矛盾的职能的作用日益凸显。
二、 强调政府职责的多重依据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政府职能是由管理向服务，由大政府向小政府，建设责任政府的，走群众路线的过程。新理念要求政府职责发挥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职责欠缺的环境保护参与机制中来。服务模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政府的职责的加强，特别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问题，政府职责尽全尽位，便是政府服务于广大公众的体现。精简和高效更需要科学的职责体系。
第二，环境权的要求。环境权是公私权结合，是政府职责和公众权利的融体。环境权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请求权、环境管理权等。其中的环境管理权毫无疑问是政府所享有的，而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是公众所享有的权利。其中的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知情权直接对应政府的相应职责。
第三，法律的体现。无论是国际法方面还是国内立法都明确规定了公众的环境保护的参与权。《
环境保护法》在总则部分第
六条有原则性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零七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明确较为具体的规定，包含了信息公开的主体、程序内容、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问题。同年又制定了新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更加明确了公民的信息公开与知情权。
国际法方面《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鼓励公众的认识与参与”，“每一个人都应能获得公共当局所持有的有关环境的资料”。这个宣言第十条原则承认公众享有参与权。法学界一直把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看作吸收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重要里程碑。与二零零一年十月实施的《奥胡斯公约》具体规定了在环境问题上公众获得信息、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内容，确立了若干具体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