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根据社会的发展而适时地改变利益分配格局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社会的发展亦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纠纷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它给社会传达了一种变革的信号，表明原有利益格局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已非个别的、例外的情况，而是一种影响一定范围社会主体利益的因素，需要社会对此作出反应。如果没有群体性的纠纷形成，只依靠个别主体的抗争，很可能会因为力量、影响力的微小而引不起社会的重视，从而使社会失去及时修正的时机，使社会矛盾深化，引发社会危机。
当然，我们强调此类群体纠纷的积极意义，是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上来讲的。如果从社会的现实稳定状态来看，纠纷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状态，群体纠纷就意味着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不安定，如果没有群体纠纷则会不存在这种不安定。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群体纠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必然性，决定了它的公开存在具有积极意义，任何压制、掩盖、否定群体纠纷的做法，都是不客观的、非理性的。
从社会发展形式上看，群体纠纷具有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把利益的诉求与具体的主体结合起来，则会发现改变格局型群体纠纷的社会属性则要表现得复杂一些。群体所指的范围大小不同，在决定群体纠纷社会性因素大小的同时，还决定着它是否具有社会公益的属性。比如，为了妇女地位、消除贫困、教育、消费者等等，它的公益属性并无争议。但是，特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群体抗争，因为它仅仅涉及到特定的群体则只能说它具有群体性，是否具有社会公益性，则要根据它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而定。
由于此类群体纠纷缺乏相对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们把它们看作是运动而非纠纷。但是，应当看到，人们要求改变利益格局的诉求，并非没有相对人，而是相对人大多为政府或是社会的权威机关。从纠纷的结构角度来讲，此类纠纷通常表现为群体与政府层面的争议，因此，争议形成之后，往往会因为政府的参与而使人们忽视其利益属性，而仅仅关注于政府和群体主体的关系方面，使之成为一个政治性事件而非权益争议的法律事件。
二、群体纠纷的解决机制分析
纠纷具有损伤甚至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因而，凡是纠纷都应得到及时化解。纠纷的发生是必然的，纠纷的解决是必需的。纠纷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对永恒矛盾，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这对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6]由于群体纠纷涉及到众多的社会主体，因而，如何解决群体纠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我国对于群体纠纷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两种模式，其一是权力决定模式，也就是通过权力主要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实施，解决纠纷，其二是居中裁决模式，即通过法院、仲裁等中立机构解决纠纷。当然，虽然我们此处仅仅提到这两种模式，但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社会调解等，其视角仅仅在于群体纠纷的最后解决方面，也就是说在群体纠纷处于最后阶段、必须解决时所能采取的解决模式。这就如同我们常说法院是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意味着法院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是同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