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代的学者还重视权时执法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提出法律适用应当审时度势，权衡处之。如春秋时期郑国的叔向提出“议事以制”[25]，即根据犯罪的主、客观情节的轻重而定罪处刑；“不为刑辟”[26]，即不预先规定罚罪之法，反对的主要是将定罪处刑的办法条款化、固定化，而坚持司法官在礼的指导下享有较大自由度的定罪量刑制度。与此相联系，不少人就与权时折狱有关的复仇、父子相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突出皇帝在司法公正中的重要地位，皇帝通过“屈法伸情”发挥最高裁判者的作用。“屈法伸情”是指在诉讼中因涉及纲常伦理而改变法律的规定，以实现实体上的正义。这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德、刑适用上发生矛盾时的惯用手法，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更重视以“屈法伸情”来标榜施行“仁政”。虽然有一些朝代的皇帝为了保证法律的贯彻，不主张“屈法伸情”，如金代皇帝完颜雍就禁止屈法徇情，理由是倘在自己确立的法律尺度面前徇私枉法，就是自行毁法，破坏金朝的统治秩序。他曾久历外任，认识到这种自行毁法的危害性，故坚决予以制止。
不过，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对“屈法伸情”提出许多批评。宋代名臣范仲淹针对君主就强调实现“君臣共理天下”的重要途径是执法以公，赏罚惟一。明代前期刘球对君主司法专断提出批评。刘球引用《尚书》的记载证明古代有君主不干预司法的传统，认为这是司法适中、司法公正的保证。君主干预司法，即使错了，法司也不敢争辩，还容易形成审判中观望、迎合君主意向而不依法判案的弊端。因此他建议一切案件都依从法司的判决，君主不加干预。法司断案失误，则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肆赦、肉刑问题等与皇帝“屈法伸情”有关的问题也有许多论述。
中国古代的政制实行各级文官主管负责下的官僚体制，除中央朝廷有专司法律事务的机构和官吏外，地方司法由各级文官兼理。因而，司法官吏主要指各级文官。在官僚体制下，主要依靠官吏的个人才能、经验维系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行，制度资源相对贫乏，所以，司法官吏自身素质的高低对于司法公正有直接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各朝和思想家、政治家、儒臣治臣对于这一问题都非常重视。
《吕刑》提出了“非终惟终在人”和“哲人惟刑”的人治思想，即天命的得失，在于统治者的德行及用刑的公正与否；应当以明智的人来掌管刑罚。孔子强调“为政在人”。《淮南子》主张要治理国家，实施“法治”，还必须有善于执法的贤人。宋代的朱熹对司法官吏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各级司法官素质差，所以“州郡小大之狱，往往多失其平”。[27]虽然有逐级上报审的制度，但上下往返的案卷“不过受成于州县之县狱”。[28]上级司法机关只看案牍而不重新审查案件事实，所以“使其文案精备，情节稍圆，则虽颠倒是非，出入生死，盖不得而察也”。[29]因此，他主张选拔和培养司法官吏，以改变这种现状：“是故欲清庶狱之源者，莫若遴选州县治狱之官”。[30]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强调君主一定要慎重地任用执法官吏，并针对明代的实弊，提出了选择执法官吏的几项标准：一是要“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31]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守法而又能于法外推情察理”[32]；二是有“至公无私之德”[33]的人，这样才能使法律公平正直；三是“必用易直仁厚之长者”与“秉性刚直之人”[34]；四是选用既能守法，又能灵活变通的人，即“守一定之法，任通变之人”。为保证司法公正，不少人强调司法官吏应当知法、懂法，并通过考核实现对司法官吏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