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首先要求司法官吏严格执法。“信赏必罚”，“法不阿贵”，这是公正执法的必然要求。荀子强调严格执法，信赏必罚。他说：“庆赏刑罚必以信”，要求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12]法家的商鞅提出“壹刑”的主张，为实现严格执法创制统一刑罚的标准，适用刑罚时不分贵等亲疏。唐朝的魏征认为“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13]，必须做到“一断以律”，赏不遗亲远，罚不阿亲贵。要想真正做到严格执法还应做到“刑平而公”，而要做到“刑平而公”，关键在于严厉制裁违法犯罪的贵戚、大臣，对此宋代王安石提出：“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14]
同时，司法公正要求依法办事。中国古代早在夏商时期就要求断狱者依据刑书，判断而定罪，不得徇私舞弊。周穆王时吕侯奉命修订的《吕刑》中规定：“明启刑书，胥占”及“勿用不行，惟察惟法”。意为审狱者须熟知刑书，不要用已废除的法令；明察事实，以现行法令为定罪的惟一标准。春秋时期依律断法观念有所发展，据春秋时期的《邓析子·转辞》记载，邓析提出过“事断于法”的主张，即要求以法作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曲直的标准。后来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思想正由此发展而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主张严格执法，反映在运用刑罚方面则表现为强调定罪量刑必须以公布的礼、法作为标准，使罪名与刑罚相当，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即为其中的代表。基于此，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反对族刑、象刑。
仅仅有司法者、执法者的严格执法、刚正不阿、大公无私并不能完全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即赏罚的公平合理性，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中国古代还要求司法官吏对法律有足够的理解、对案件有充分的了解、对问题有深刻的观察、分析、概括的能力，因而，司法者、执法者必须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竭尽自己的全力努力工作。为此，需要进行程序规范和制度建设。
从公正出发，中国古代社会还要求司法官吏公布法令、便民诉讼、重视证据、反对刑讯、集体公断、听狱宜速等，思想家、政治家、法吏对此有不少论述。“一其宪令”，“布之百姓”。[15]这是“法治”和公正的前提。先秦法家代表韩非子认为，要使吏民守法，首先应该让吏民知法：“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16]因此必须将制定的法令“布之于百姓”这样既可以防止司法官吏行私舞弊，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17]；又能“使民以禁而不以廉止”。[18]而宋朝的丘浚认为审理案件“必备两造之辞，必合众人之听，必核其实。必审其疑”[19]要让被告人把话说完，“不可以盛怒临之”，“不可以严刑加之”，“输其情则真伪可得而见”[20]，突出证据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不但努力通过司法官吏严格执法这一正规制度的途径，追求司法公正，还尽可能地通过大臣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调动法外资源，弥补司法制度的缺漏，真正实现实体的司法公正，体现了古代司法智慧的圆熟。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这种智慧的体现。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礼乐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1]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经义决狱，以儒家思想为断狱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根据儒家“重志”的主张，董仲舒认为断狱应当“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22]明代的丘浚主张以经义原则指导审判。他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23]；“言刑者必与礼并”，“行罚者必主于经义”；[24]并且强调，定罪量刑时既要依法，又要合乎礼义；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根据礼义的原则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