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针对无证到案措施的事后审查机制。在不影响侦查行动的同时，为及时纠正到案措施的适用错误，应有必要的事后审查机制。汲取实践的经验，可考虑规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内部法制部门进行审核，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无证到案措施的事后审查与令状措施的审查机制具有相同的程序结构与审查标准，区别在于：前者需要在嫌疑人到案之后立即进行，同时不能持续太久。如果审查官员认为采取到案措施不当，应立即释放嫌疑人。
（3）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可考虑将到案期限扩展至24小时，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48小时或72小时。所谓“特殊情况”下的延长，包括两种情形：第一，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犯罪案件，如果继续拘留是必需的，侦查机关可以将这一期限延长至48小时。第二，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犯罪案件，如果48小时仍不满足侦查需要的，侦查机关可以延长至72小时。
（4）进一步限制侦查权力，扩展对抗性权利体系。一方面，应加强对调查权，尤其是警察讯问权的限制。如规定到案阶段的讯问不能在夜间进行、每日累计讯问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每讯问4小时之后至少应有30分钟以上的休息或餐饮时间，任何讯问均应进行录音记录、讯问，等等。另一方面，应充实对抗性权利体系。如规定值班律师制度，为任何到案的嫌疑人提供即时可得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增加规定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健康检查的权利等。不过，鉴于我国传统的诉讼习惯和现实条件，上述权利应是有限的，而不能绝对化。在限制法律咨询权方面，可禁止律师在讯问时在场，以保证讯问的连续性；在限制沉默权方面，可以考虑引入英国式的不利推定机制，以及建立放弃权利的激励机制。[51]
（5）加强侦查权的监督机制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机制。我国侦查程序的科层式结构更适合吸纳英国的经验，即利用警察机关内部的科层式管理形式形成上述机制。这要求设置一种类似拘留警察的法制警察制度，具体包括：其一，法制警察由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担当，不负责任何具体的侦查活动。其二，法制警察监督权包括两方面：一是近距离审查侦查部门的讯问及其他侦查行为是否合法，及时纠正已发生的侦查错误，对于违法侦查的警察有惩戒建议权；二是确保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实现，包括告知其诉讼权利、安排值班律师和必要的身体检查，等等。其三，法制警察应制作专门的监督记录，对侦查权行使情况及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实现情况进行记载。监督记录可以成为证明程序合法性的证据之一。
（6）严格控制案件处理的羁押化倾向。从法、英两国的经验看，解决这一问题需同时满足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应进一步放宽，以体现其权利取向。[52]另一要求是，决定取保候审或羁押的权力不能由侦查机关行使，而应交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关如检察机关或法院。[53]
【作者简介】
马静华，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释】在法、英、美等国，制度规定的到案类型主要是警察拘留（包含了逮捕）和传唤（或传票传唤），而实践中警察拘留的适用极为普遍，传唤很少适用。
参见马静华：《侦查到案：从理想到现实—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而非其他法治国家，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传统，其刑事诉讼制度最具有职权主义或者当事人主义的“原始滋味”。当然，也有两个不得已的原因，使笔者不得不放弃对其他法治国家如德、美、日等更具现代法治传统的国家的考察。一个原因是语言问题，笔者所掌握的外语语种是英语。由于此，笔者无法直接考察德、日的相关制度。另一个原因是资料占有问题。本文的英文资料主要来自Westlaw、Lexis和Jistor等文献资源和政府的官方网站。在这些资源系统中，笔者发现法、英两国的资料较为全面、鲜活，美国的资料较为零散和陈旧，只好舍弃了对美国制度的研究设想。
现行案件或准现行案件适用于快速的侦查程序，而非现行案件采用所谓预侦程序。在现行案件程序中，拘留阶段通常紧随犯罪和嫌疑人的发现而展开，嫌疑人被拘留前留给警察调查的时间非常短暂。在非现行案件侦查中，拘留嫌疑人之前通常会有较长时间的初调查阶段。而无论是现行案件还是非现行案件，如果属于重罪范畴，在上述侦查阶段结束后还应进入预审阶段。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 - 365页、第381页。
See Edward A. Tomlinson，Nonadversarial Justice:The French Experience， Maryland Law Review.（1983)
See Jacqueline Hodgson， French Criminal Justice-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e in France， Oxford andPortland Oregon， pp. 209. (2005)
尽管缺乏直接的证据，但基于本文所依据的实证资料可认为，与预审适用情况相比，警察拘留相当普遍。它不仅适用于所有经过预审的案件，还包括大多数轻罪案件和少量的违警罪案件。
See Jacqueline Hodgson， French Criminal Justice-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e in France， Oxford andPortland Oregon， pp190～208.(2005)
See Bron McKillop， Anatomy of a French Murder Case， 45 Am. J. Comp. L. 527， pp. 528～541. (1997 )
根据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时限为12小时。根据《警察法》规定，留置期限为48小时。
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笔者在S省N市N县、Y市Y区和C市J区公安局、法院进行了调研，分别提取了80起案件样本，总共240件。其中，有207件既有侦查到案，也有侦查羁押阶段。
See 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ACPO Right of Silence Survey， Unpublished (1993) ; Coretta Phillips＆David Brown，Entry into the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survey of police arrests and their outcomes，Home Office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 75～76(1998)joinBucke＆David Brown， In Police Custody: Police Powers and Suspects'' Rights under the Revised PACE Codes of Practice， Home Office Research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33～34.(1997)
See Coretta Phillips＆David Brown，Entry in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survey of police arrests and their outcomes，Home Office Research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 99. (1998 )
参见前引，〔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书，第503页。
See Paddy Hillyard＆David Gordon， Arresting Statistics： The Drift to Informal Justice in England an Wals， Jou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ume26， Number 4， pp. 516. (1999 )
达玛什卡认为，在科层制语境中，卡夫卡《审判》中的英雄不是被“审判”，而是被构陷在“程序”之中。参见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我国的刑事程序在纵向构造上呈“流水作业式”特征（陈瑞华语），但在横向结构上看，则表现出典型的“科层式”特点。在这种科层式的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命运很大程度上在侦查到案阶段就被锁定了方向。
M. McConville＆J. Baldwin， The Role of Interrogation in Crime Discovery and Conviction， 22 BJ Crim. 165，pp. 174.（1982)
〔英〕埃德·凯普：《被告人的审前帮助与咨询》，刘为军译，载〔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Coretta Phillips＆David Brown，Entry in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survey of police arrests and their outcomes， Home Office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 1.（1998).
刑拘、逮捕后的阶段通常被称作预审。在此阶段，嫌疑人被限制自由的地点从警察局转至看守所。与侦查到案阶段对应，预审程序也可称之为“看守所的阶段”。
参见前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书，第347、363页
参见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24条。
参见〔英〕萨特兰·邱恩：《警察的侦查权》，刘为军译，载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参见前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书，第347页。
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3条。
参见前引，第37条。
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4～66条，英国《警察工作规程》C章第12条。
关于法国的拘留讯问情况，根据Bron McKillop的描述，在一起重罪案件中，警察将犯罪嫌疑人拘留43小时，而嫌疑人在其间只有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See Bron McKillop， Anatomy of a French Murder Case， 45 Am. J. Comp. L.，pp.532.(1997)关于警察较多采用压力式讯问策略的状况，See Jacqueline Hodgson，French Criminal Justice-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Crime in France，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pp195～201.(2005)相对而言，英国这方面的限制严格得多。有证明表明，英国在采用同步式的录音记录方式后，不当讯问现象有了明显减少。参见迈克·马奎尔：《警察所的管理》，刘为军译，载〔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See Jacqueline Hodgson，Suspects Defendants and Victims in The French Criminal Process: The Context of Recent Reform，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October. (2002)
参见前引，第63条。
See Stewart Field＆Andrwe West， Dialogue and The Inquisitorial Tradition: French Defence Lawyers in The Pre-trial Criminal Process， Crimi-nal Law Forum 14， pp. 287 ～ 292. (2003)
参见英国《警察工作规程》C章第3.1、3.2、3.5条。
See Stewart Field＆Andrwe West， Dialogue and The Inquisitorial Tradition: French Defence Lawyers in The Pre-trial Criminal Process， Crimi-nal Law Forum 14， pp. 287 ～ 292 (2003）; Jacqueline Hodgson， French Criminal Justice-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Prosecution of Crime in France，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pp. 135， 171. (2005 )
34]内政部的报告构建了一个“证据充分性”(strength of evidence）的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在逮捕时证据就充分并足以提起指控的情况下，主张沉默权的嫌疑人被提起指控和作出警告的比例达93%，而没有主张沉默权的同一比例只有67%；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主张沉默权而被提起指控和作出警告的比例仍然高于后者，分别是49％和23%。报告认为，证据是否充分而不是嫌疑人是否接受讯问是决定是否提起指控的决定性因素。那些放弃沉默权而接受警察讯问的嫌疑人更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其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嫌疑人可以通过有说服力的解释来动摇警察对案件事实的看法。相反，主张沉默权的嫌疑人实际上也失去了向警察作出解释的机会，由此增加了警察对他的怀疑，提高了被提起指控的可能。See Coretta Phillips & David Brown， Entry into The Criminal JusticeSystem ： A Survey of Police Arrests and Their Outcomes—A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Report ， Home Office published， pp. 100～101.(1998)
参见前引，迈克·马奎尔文，第73一83页。
See Jacqueline Hodgson， French Criminal Justice一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e in France， Oxford andPortland Oregon， pp. 152～167.(2005)
See Tom Bucke＆David Brown， In Police Custody： Police Powers and Suspects'' Rights under the Revised PACE Codes of Practice， Home Office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 61～62.（1997)
在1997～1998年，用于成年人审前释放监督的每月平均费用为85英镑／人，未成年人为105英镑／人。与之相比，用于审前羁押的每月平均费用高出近20倍之多，达2070英镑／人。在1997年，被起诉至法院的被告人有186万，其中55％采用传唤方式，39％的被逮捕并保释，仅有6％的被审前羁押。根据上述成本标准和保释／羁押数量，可计算出用于保释监督的费用约为61，659，000英镑，用于审前羁押的费用约为231，012，000英镑，两项费用合计292，671，000英镑。如果保释被羁押替代，则羁押人数增加至83，7000人，羁押费用将增加至1，732，590，000英镑，较之实际的“保释监督+羁押”费用将增加1，439，919，000英镑。上述人均费用数据及被告人构成情况，可参见Gordon c. Barclay＆Cynthia Tavares， Information o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ome Office Research， Development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 27 ， 34，73.（1999)
在1997～1998年，英国司法机关总支出为143亿英镑。See Gordon c. Barclay & Cynthia Tavares， Information o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ome Offic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pp. 70.（1999)
参见前引，马静华文。
相关论述可参见程培良、刘民：《“从人到案”与“从案到人”》，载《中国刑事警察》2003年第2期；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论“从人到案”侦查模式》，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费冰生、李贵胜：《侦查模式：由人到案的思考》，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根据《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
13条之规定，公安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对符合条件，确有必要继续盘问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立即带回，再补办继续盘问审批手续。
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92条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又据《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61、
174条之规定，拘传、传唤犯罪嫌疑人，应当出示《拘传证》、《传唤通知书》。
参见《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
4条。
根据《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
8条之规定，这四种情形包括：被害人、证人控告或者指认其有犯罪行为的；有正在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行为嫌疑的；有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且身份不明的；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的赃物的。
参见前引，马静华文。
刑事诉讼法第
4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1条。
参见前引，第27～31条。
西方学者的经典论述可参见〔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41页；〔英〕迈克·马奎尔：《警察所的管理》，刘为军译，载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8 ～ 70页。国内学者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见左卫民：《价值与结论—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8 ～73页；陈光中：《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基本思路》，载陈光中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2～8页。
有关弃权激励机制的论述，可参见刘方权：《认真对待侦查讯问—基于实证的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具体的讨论，可参见徐静村、潘金贵：《论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
具体的讨论可参见左卫民：《侦查中的取保候审：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