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之展开
在不少针对涉性行为的新闻报道中，“色胆包天”、“禽兽行”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甚至有时失之偏激的用语，虽然也表现了记者们所自恃的某种道德优越感，因而也不无泛道德化之嫌，但考虑到其专业特点，这些尚可理解。令人困惑的是，在当下中国大陆，决定人们尊严、自由、甚至生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活动，在涉性犯罪问题上，也都对“道德”这件“法宝”青睐有加；即使在严肃、权威的学术著述里，对涉性犯罪的描述与评价也远欠公允，甚至令人大跌眼镜。
（一）立法
在立法上，大量涉性的行为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如聚众的性行为、组织卖淫、传播淫秽物品、介绍卖淫等）或者被《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为违法（如卖淫、嫖娼等），而且惩罚严厉。其中，聚众的性行为与组织卖淫是为典型。
首先是聚众性行为。三人（及）以上聚集进行性活动的，在完全合乎（李银河先生所谓）“自愿、私密和成人”的“性学三原则”的情况下，根据现行刑法第301条第1款的规定，“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即构成聚众淫乱罪，而且可判处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更为恐怖的是，根据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规定，聚众性行为作为“流氓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是挂死刑的，而且在97刑法实施前，实践中也不乏死刑判决。[2]与此相对照，现行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2款中规定的“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3]法定最高刑也不过是5年有期徒刑，只有在“情节特别恶劣”时，才适用5-15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况且这是经由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调整的结果，调整前的法定刑分别为3年（及）以下、3-7年有期徒刑。显然，在立法者看来，聚众性行为属于大恶，必须予以严惩。而实际上，根据李银河先生的介绍，所谓“聚众淫乱”不过是西方社会正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性聚会”（sex orgy） 而已，在西方报刊的广告栏中，经常可以看到希望进行换偶活动的人寻找伴侣的广告，有时是两对夫妇相聚换偶娱乐，有时是多对夫妇。[2]诚然，中西有别，但是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应是相通的吗？“……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2] “‘贪色好淫’（如西门庆）也好，‘于女色上不十分上紧’（如宋江、卢俊义）也好，只要不危害别人，只要出于个人的自由自主自觉自愿的选择，都值得尊重”。[3]西方如此，我国岂不亦应如此吗？进一步说，如果法律不能保障反而伤害人们的基本权利，其正当性如何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