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温室气体减排运动又何以会出现呢？对温室气体排放所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的担忧显然是一个直接诱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认为，气候变暖的趋势毋庸置疑；自1750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已成为气候变暖的较可信原因之一，而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已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很可能也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20]为了人类的生存福祉，各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这却不是温室气体减排得以展开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IPCC等机构至今只能用“非常可能”之类的词语来描述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报告不具有科学上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温室气体减排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意味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减排目标的制约。而且由于大气的流动性，温室气体减排收益变成了一个“全球性公共物品”,这不仅使单一国家缺乏减排激励，还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21]在此情形下，一国可能更愿意选择自身不开展减排活动，而由他国来承担减排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而且，即便日后证明气候变化确由温室气体排放导致，该国也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发展的同时“搭便车”享受其他国家此前产生的减排收益。有些国家不愿意承担减排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那么，为何欧盟等地区或国家不仅主动承担减排义务，甚至还不惜进行巨额投入呢？当前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从侧面表明，为了人类共同福利而放弃国家利益显然不是一个可信的答案。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地区或国家发现了一些潜在机会或可能利益，其收益足以抵消减排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洞察到的，人类共同利益并不是各国考虑问题的真实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实施挽救全球气候的计划取决于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的考虑。”[22]那这些机会或利益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获得全球“碳政治”领导权的机会。面对强大的美国和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欧盟试图通过在气候问题这样一个符合世界主义理念的语境中，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重夺全球政治领导权。其首先在全球变暖与人类毁灭间建立科学联系，然后通过“温室气体效应”理论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样一套科学话语所推导出的结论自然就是必须控制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因全球变暖而导致人类毁灭。这时，欧盟先进的减排技术将为其带来巨大竞争优势。同时，通过对“碳政治”话语的建构，欧洲人还可以建立起相对优越感和使命感：在“碳政治”图景中，温室气体排放国成了毁灭人类的撒旦，而欧洲人却变成了承担拯救全人类历史使命的“新耶稣”。[23]

　　其次是更为实际的巨大经济利益。当前，美国依靠其在军工、航天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获得了巨额技术转让收益，而欧盟在新能源技术贸易中的获益则相形见绌。但如果为温室气体排放国设定了实质性减排义务，则其向欧盟购买减排技术可能性将大幅增加。而且，随着碳信用金融属性的逐渐显现和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日趋重要，如能掌握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交易定价权，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并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外，通过与碳信用的计价结算货币挂钩，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将日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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