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最高决策层会议机制，是理性地讨论问题、坦率地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是说即便在这样的会议上，也要带着面孔，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或者干脆没有讨论，没有反对；或者一个人说不同意，也不说严格的理由，就暂时搁浅。这样的机制已经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利益越来越多元化、且跟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社会。

　　上上下下都一样，到一个县去，有没有人真正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算有人言之有理，县委书记能不能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不对的？没有，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核心，都有一个大领导，大领导说一不二，它就失去了纠错、更新的能力，也达不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相反，会顽固地坚持错误的东西，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part05 知识分子左右之争：暂时难达共识

　　凤凰网资讯：有人感慨现在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加世俗化。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觉得当下知识分子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存在左右之争，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

　　贺卫方：按儒家传统，知识分子说一些大口号的比较多，真正务实做事情的其实比较少。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体制的引进最大的好处就是强化了分工意识，术业有专攻，也更技术化，不仅仅是一些口号。

　　如果公众只关注赞誉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比如法学界，那些扎实研究民法的知识分子，同样非常重要，当这个社会需要某种制度，他们能够提供成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比较差的，非常尊重他们。

　　不要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天天高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知识有分工，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分工，需要大家合作、理解。我对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也抱有一丝希望，甚至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因为他们要忍辱负重，不像我们体制外的人还可以自由的表达。

　　所以，不要要求所有人都那么壮怀激烈。即便是关注社会现实、坦率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应该仅仅是批评、批判，也应努力在多个领域去做事情。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左右之争，我觉得很难达成共识。因为中国的左右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西方的左右，是在尊重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这些基本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就一些具体问题产生的争论，比如传统价值应不应恪守？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税收怎样才更加合理？是福利优先还是自由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