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民法公法观”下的“纯粹管制”的民法几乎就是一部强制性规范的集合体，其间偶尔出现的零星的任意性规范也常常需要背负“为祖国”、“为人民”之类的沉重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将“配置”一词用到“纯粹管制”的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上，有可能会产生“用词不当”之嫌。因为它只有一种规范，谈何配置？
（二）“纯粹自治”的民法与强制性规范的配置
在“纯粹自治”的民法镜像中，权利自主、私人自治的空间几尽极至。尽管还不至于被斥为“乌托邦”式的虚幻与空想，但言其过于理想化，实不为过。身份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成为“纯粹自治”民法的牢固信条，并将其贯穿于所有的民法制度。在民法规范的设置上，任意性规范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尽管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强制性规范，但这些规范的“强制性”不是来源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实施干预的威严，而是因为它们在财产法中是交易的基本前提条件，在身份法中是维系家庭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例如，在财产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主要有：规定私法自治以及私法自治行使的要件的规范，包括关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规范；关于意思表示成立和生效要件的规范；关于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的规范（物权法定）；关于时效的规范；关于期间和期日的计算方法的规范；等等。在家庭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主要有：关于一夫一妻制的规范；关于结婚、离婚条件的规范；关于家庭成员之间有相互扶养、扶助义务的规范；等等。可以说，上述规范虽然具有强制性，但对当事人的私法行为几乎没有直接的干涉。当事人在遵守这些强制性规范时，仍然处于自治的状态之中。
（三）“兼顾自治与管制”的民法与强制性规范的配置
在“兼顾自治与管制”的民法中，“自治”与“管制”成为民事立法的双重目标。为了实现这双重目标，同时又尽可能维持已经延续一、二百年的“纯粹自治”民法的传统，保持其概念清晰、层次清楚并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的“形式理性”优势，绝大多数的现代民事立法者作出的选择是，将实现“自治”目标的任务仍然主要交由作为“原则法”的民法典来完成；而实现“管制”目标的任务则主要通过制定民事单行法来完成。这可以说是现代民事立法的真实图景。包罗万象的民法典早已被扣上了“理性的致命自负”的骂名而为各国所唾弃。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并行的立法模式，已经成为现代各国立法的共同选择。而所谓的公法与私法融合以及“自治”与“管制”的相互兼顾，也主要是体现在民事单行法之中。二百岁的《法国民法典》和一百岁的《德国民法典》尽管也历经过多次的修改，但“纯粹自治” 的民法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31]
此外，现代的民事立法者还认识到，尽管从民法规范的构成上看，对自由的促进和保护的“任意性规范”与对自由实行限制的“强制性规范”，似乎处于此消彼涨的紧张关系之中。但从规范的功能角度来看，二者又能产生具有相互促进的效果。详言之，任意性规范所要追求的自治目的，有时需要借助强制性规范方能实现（如宣布不公平合同条款无效的规范）；反之，强制性规范所追求的管制目标，有时也需要采用任意性规范的方法才能产生更佳的效果（如对消费者的保护）。因此，要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双重目标，不仅要认识到二者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也要认识到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寻求缓冲二者对立、克服各自不足的其他民法规范--半强制性规范、授权一方当事人的规范和授权第三人的规范等，以求实现民法规范的最佳配置，成为民法规范组合中的“黄金搭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