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河流污染事件并不鲜见，如山东临沭某企业以邻为壑，将污水排往江苏和山东交界处的石梁河水库，造成严重污染，并对连云港的抗议不予理睬，致使连云港遭受重大损失，受害者一度联名上诉至国务院和环保总局，最终以连云港方的胜诉告终。[2]连云港是受害者，对山东方面的行政不作为，江苏一方无计可施，只能上诉到国务院。再如苏鲁二省为争微山湖的水资源，在省际的南四湖地区闹得烽烟四起；两省在水事上时常爆发群体性冲突，乃至闹出人命，而水利部下设的水务机构沂沭泗局毫无办法。在当今缺水的年代，水资源涉及到民众的生存利益；苏鲁两省水行政部门控制取水工程，自然不会轻易让步；加之沂沭泗局无法超越当地行政级别，难以执行监督，若苏鲁二省谈判不成，矛盾只能上交中央 [3]。无独有偶，2005年6月，江苏排出的污水侵入浙江嘉兴，造成嘉兴水产养殖遭受损失 [4] 。江浙交界处常因水污染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虽屡经中央协调和媒体报道却收效甚微。近者如吉林石化造成的松花江污染，迫使哈尔滨等城市紧急停水以防止市民中毒。两省通力协作，尽量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事后基于行政问责，国家环保局长谢振华被解职。吉林石化敲响了警钟，众多沿海沿江重点建设的石化项目也应引以为戒，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也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角度考虑。

　　并非只有搭界的省份才发生行政争议，如长江、黄河东西横跨数省区，防治污染协调难度很大。河流的上游区域需投入高成本对河流进行治理，而自己却无法成为直接受益者，就很难有兴致进行河流治污；深入考虑，东南部沿海地区一般是发达地区，而大部分江河起源的西部地区是欠发达地区，上游地区很难从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中拨款进行河流治污；何况重污染企业一般是纳税大户，上游地区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多，要求其舍弃利润丰厚的化工企业，而去进行基本无回报的河流治污，无异虎口夺食。

　　在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一拥而上试图分享蛋糕导致“公地悲剧”。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争相上马冶金、机械等项目，形成重复建设；而市场总量有限，势必产生府际争端；随着企业投资兼并，人员和资金流动加速，经济纠纷增多，难免产生地方政府际争端。被中央限制的开发区建设，看起来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深层原因则是地方的恶性竞争和盲目开发，迫使中央不得不宏观调控。例如房价攀比、长三角机场建设大战、深水港竞争、汽车产业壁垒等；近者如江苏铁本事件，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迎风而上重复建设，被当作反面典型勒令停产。如此林林总总，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