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律考量
杨峥嵘
【关键词】农村经纪人；市场主体资格；法律制度创新
【全文】
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现代化、开放型、规模化的市场发展还不大相适应。农民生产的大量农产品需要快捷、有效地在市场上销售，直接获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在这种需求下，农民群体中一批“能人”涌现出来了，他们头脑灵活，掌握信息，了解市场，将农产品的产、供、销有序地组织和营运起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这些“能人”就是农村经纪人。一手牵着农业生产，一手牵着现代市场，是拉动我国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信息农业、现代农业转换和引领农民致富的“纽带”和“金桥”。党中央国务院自2004年到2010年的连续7年的“一号文件”中，都明文强调加强我国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培育和建设。近年来，我国农村经纪人异军突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然而法制建设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村经纪人事业快速健康的壮大：一是现今没有专门的农村经纪人法，针对农村经纪市场出现的“散兵游勇”规模小、“地下经纪”信誉低、“竞争乏力”后劲弱、“环境不优”困难多等许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针对农村经纪人的权利保护和义务履行等法律关系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调整，针对农村经纪发生的信用、救济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二是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实施的现行《经纪人管理办法》，因其内容简单，解决不了“庄稼种在市场上、脚板踩在柜台边”这种特殊的农村经纪市场发生的诸多具体问题。三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文件，由于其适用效果受限，满足不了市场法治化的全国农村经纪市场建设要求。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农民个人或者农户应当是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才能取得农村经纪人资格，进入农村经纪市场。为完善和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经营资格、经营行为、经营范围、保障救济等法制建设，有必要针对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律问题进行考量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历史考量——农民与农户
农村经纪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主体上的农民性、行为上的中间性、客体上的农业性。其中的主体上的农民性显得尤为突出。关于农民的定义有多样的解释。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定义中的农民》一本书颇具影响。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农民”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奴隶社会分有自耕农和隶农的称谓，在封建社会一般称佃农，后来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特有称谓。直至现今，农民成为中国社会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