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一腔热血的大学生马永红，背着铺盖从大学回到村里，开始雄心勃勃的“新乡村建设”。他成立了农民协会，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还在村里办起了夜校，给农民讲法制，讲科学种田，还请来了农业大学的志愿者专门给妇女传授养殖禽畜的技术。但他的工作不久就因为村干部的阻挠而搁浅。于是他开始想当村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施展拳脚，彻底改变农村面貌。

　　开始，村委会以他的户口不在当地为由，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为此，他把村委会告上法庭。官司打赢了，但他却落选了。村民们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敢与“政府”作对的年青人。2008年底，他在村民的推荐下，再次竞选村委会主任职务。为了“竞选”，马永红甚至每天都到村民家里去拉选票，作风很是“亲民”。三年来，马永红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村里组织不下10次不少于200人的大学生志愿支教，依托农协会展开的化肥、种子的统购活动为村民节约了许多钱，当年免费送给乡亲们的核桃树也已开始结果……然而，一些村民似乎并不领马永红的情，他再次落选了。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老百姓依然如此，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举，选举出来的人是干什么用的，大家只知道干部都是组织任命的，没有组织的支持，选出来的人再有能耐也没用。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针对国民党的民主“国情论”提出了批驳，指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引自《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然而，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退步。有些地方连仅仅是做“选举”样子的举手表决都懒得做了。有些地方做得更绝，把不差额的候选人名单印到纸上，发到每个代表手上，谁有异议，可以把不同意的人用笔划去，再写上自已“中意”的人名，但事前各代表团均已开会布置，谁也不许拿出笔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无论心里愿不愿意，却只能把发到手上的候选人名单再原样交回去，以示无条件同意。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民，那些参会的代表往往不是从基层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各级权力者钦点的。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并没有能力也不敢真正代表民意。长此以往，中国的选举制度越来越虚假，人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低下，许多官员的位子越坐越稳固。在这种情况下，谁再提“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就是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