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尽管法学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主张彻底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使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转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加以统一管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体制改革在短时间内还不具有切实的可行性。这种由公安机关直接管理和控制看守所的司法体制，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现实面前，加强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就属于一个既迫在眉睫又非常现实的问题。
为了对看守所的未决羁押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需要对驻监所检察官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首先，应改革那种由同级检察机关派驻同级公安机关看守所的制度，建立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看守所巡回检察的制度。也就是说，负责对公安机关看守所进行监督的应当是上一级检察机关，而不应是同级检察机关，由此可以增强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中立性；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监督，应当采取巡回检察的方式，而不宜继续采取驻所监督的形式，以避免检察官与看守所发生过于密切的利益关系，以至于失去应有的独立性。其次，检察机关应当重视监所监督部门的工作，提升该诉讼监督部门的地位，配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避免那种将“老弱病残”检察官充斥监所监督的失败做法。再次，应当赋予负责监所监督的检察官一系列的调查权。这些检察官应拥有接受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投诉的权利，并对这些投诉进行独立的调查；检察官应拥有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看守所的权力，以便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虐待在押犯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检察官应拥有独立的人身检查权，对于在押犯出现人身伤害和非正常死亡的，可以聘请与公安机关没有任何关系的专业人士，从事独立的鉴定；对于非正常死亡事件，负责监所监督的检察官应拥有全面的调查权，不仅要将公安机关看守所的官员作为调查的对象，不使其获得主持或者参与死因调查的机会，而且还要全权控制死因调查的程序，避免公安机关自行得出调查结论，避免公安机关自行对在押犯的尸体作出草率的处置。
七、结 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坚持一种“原教旨法治主义”的司法改革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只有建立各种司法审查机制，扩大法院的司法裁判范围，加强法院在提供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 那种理想的“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起来。这种从西方法治经验中获得的改革灵感，在中国法学界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将法院奉为实现正义的唯一司法机构，将司法审查视为避免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唯一途径。
然而，将法院和司法审查视为实现法治的唯一路径，这一司法改革思路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是难以完全行得通的。根据基本的中国司法经验，对于诸如批准逮捕权等各种西方意义上的“司法权”，中国法院未必愿意接受，那种在中国扩大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想法，几乎过于天真，也可能只属于法学界的一厢情愿。不仅如此，作为“法治秩序维护者”的法院和法官，在中国竟然也同样会实施违法行为，也同样会做出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甚至在滥用自由裁量权方面要比其他国家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司法生态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原教旨法治主义理念”，而从维护法律实施的现实角度考虑中国的司法改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