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未决羁押的监督
作为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部门，看守所是专门负责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场所。作为未决羁押场所，看守所承担着防止未决犯逃跑、自杀或者采取其他社会危害行为的功能，同时对未决犯的人身安全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对这些犯罪案件的侦破负有责任，而负责羁押未决犯的看守所又在该机关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职能与行使未决羁押职能方面就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作为未决羁押机构，公安机关应当秉承中立、超然的立场，对在押的嫌疑人、被告人负有防范和保护的责任；而作为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则不得不通过运用各种司法资源来达到侦查破案的目标，甚至就连作为其监管对象的嫌疑人、被告人本身，都可以成为侦查破案的证据之源。结果，看守所就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承担一定的配合和保障职能。甚至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看守所开始承担“深挖余罪”的职能，通过从在押嫌疑人、被告人获取新的犯罪信息和线索，来达到“挖余罪”、“找同伙”的目的。根据2006年的统计，全国公安机关看守所通过这种“深挖余罪”的方式破获的刑事案件，已经占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10%以上。个别地方的看守所通过这种方式破获的刑事案件甚至还要超过这一比例。而“深挖余罪”的数量和比例，有时还直接被作为看守所被评选为“一级看守所”、“二级看守所”的重要指标。
在公安机关直接控制看守所的司法体制下，看守所被赋予了延伸侦查或者侦查保障的职能。而通过行使这种职能，看守所对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乃至整个生存状态施加了全面的控制。为配合侦查部门的侦查破案活动，看守所几乎肯定会对辩护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行为施加干预甚至予以干涉；为了保障侦查部门有效地侦破案件，看守所也可能放任侦查部门将未决犯带出看守所，由其通过直接控制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来达到获取有罪供述的效果，因此任意变更羁押场所、任意延长讯问时间甚至直接采取酷刑的行为就非常容易发生了；为了达到“深挖余罪”的效果，看守所不仅会对特定在押嫌疑人实施布控措施，而且还会动用“牢头狱霸”或者监仓内的特情耳目，对未决犯采取虐待甚至酷刑措施……结果，这种管理体制不仅纵容了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虐待在押犯、剥夺律师会见权等程序违法行为，而且还会因为看守所采取“犯人管犯人”管理手段，而带来未决犯受到人身伤害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最近，由云南“躲猫猫事件”所引发的有关看守所体制改革的广泛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按照我国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负有对看守所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责。一般情况下，我国各级公安机关都设立一所看守所，而各级检察机关则都在同级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设有驻监所检察机构。从理论上看，这些驻看守所检察机构对看守所未决羁押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对于非法羁押以及侵犯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行为，可以直接采取纠正措施。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派驻的检察官长时间地在特定的看守所工作，而很少采取定期轮换制度，加上大多数检察官都可以直接从看守所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驻监所检察官能否秉持中立的立场对未决羁押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相对于反贪部门、渎职侵权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以及公诉部门而言，监所监督部门在检察机关内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检察机关派驻看守所的检察官未必都是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检察官，而这些驻监所检察官对于看守所的未决羁押行为也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他们既不能直接接受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投诉，也不能对那些虐待在押犯的行为进行直接的调查，甚至在发生在押犯受伤或出现非正常死亡事件之后，驻监所检察官都无法自行委托法医或其他专业人员进行独立的鉴定活动。因此，驻监所检察官究竟能否对看守所乃至侦查部门的违法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最终加以纠正，就成为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