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纲目结构而言，该法的结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有总则的宣示性规定及概念的具体化，也有第二章关于环境保护基本措施“预防--管制--整治”这一动态制度的体系认知规定，第三、四章分别自然保育与污染防治两个环境保护的核心领域，具有分则意味，最后有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为救济立法。在法的效益角度看，《环境保护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推动了环境法制的建设和完善，一方面标志着我过环境法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将环境资源保护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环境资源单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环境资源法体系，使环境资源法独立的法律部门得以确立”[6]，同时，《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措施制度化、法律化，使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强化了环境的综合整治，使环境现状得到改善。
但是《环境保护法》制定于基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体制下而修改的。显然从立法背景上看不足以适应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已落后与现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与环境和谐共生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均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但这并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环境法体系内部，自从《环境保护法》颁布以后，我国又颁布实施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还修订了一部分各项的环境保护法规，对于新制定修改的环境法律、法规和新产生的环境法制度、措施，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必须作出回应，予以整合， 并作出适度的前瞻性规划，进行通盘的全局性的考虑，使得在适用环境法时符合法律位阶理论所要求的秩序性和规律性；另外“环境法具有世界共同性”[7]，国际环境法也是一国环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环境基本法中予以规定，例如日本《环境基本法》就在第二章设专门的第六节规定了“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而我国《环境保护法》缺少国际环境法在国内法实施的法制依据和渠道的规定。以上的缺陷已经阻碍了我国环境法制的进步和环境保护的深入发展，让《环境保护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法，同时也避免了在适用上《环境保护法》处于的尴尬境地，因此《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所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