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犯罪侦查学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时期。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一切教学工作都被迫停止。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之后，徐立根先生和周惠博先生等教师便开始了犯罪侦查学的教学重建工作。1979年，公安部三局组织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犯罪侦查学知识的专业教材《刑事侦察学》，徐立根先生是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82年，署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事侦查学教研室编著”的《刑事侦查》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同年，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出版了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徐立根先生担任了《犯罪侦查学》一书的副主编，并实际上担任了全书的主要统稿工作。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招收了首届犯罪侦查学硕士研究生，学生两名，笔者和刘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首批犯罪侦查学的硕士研究生。
这一时期的犯罪侦查学教材的内容体系一般都是由三部分组成，即犯罪侦查技术、犯罪侦查措施、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不过，许多专家学者对于这样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改造方案，如“二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在“二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应该由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和侦查对策两部分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理论部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应包括侦察对策和侦察谋略两部分。在“三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可分为犯罪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犯罪侦查的策略方法和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三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三部分。在“四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侦查和侦查学的一般原理、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律和方法、关于案件侦查的规律和方法及其他有关内容四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查原理、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四部分。在“五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侦察主体与客体、侦察决策活动、侦察情报信息、侦察谋略以及侦察措施与方法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犯罪规律、侦察对策、预防犯罪、国外刑侦理论及实践、刑侦组织机构组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侦察措施和策略部分、侦察情报部分、侦察技术和技能部分、侦察程序和方法部分构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犯罪侦查学教师则在探索自己的学科改造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