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还债中立行为

　　按照上述系列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明知债权人要求还款的目的是用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经营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或从事走私犯罪活动，履行民事债务的行为似乎也构成帮助犯。银行在明知储户的犯罪意图还允许支取存款或转账的，也属于一种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还款行为不同的地方在于，银行业务具有反复继续性、匿名性，金融服务性质决定了银行的上述行为不宜评价为帮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还债人在知悉对方的犯罪意图还归还款物的是否构成帮助犯呢？

　　有观点认为，明知物主要求归还物品的目的是打算用之实施犯罪，还应物主的要求归还物品的情形与商品出售有所不同。在英国NCB v Gamble一案中，法官Devlin J 主张，归还物品的行为不是一个“积极的行为”而是一个“消极的行为”。“借方将原本属于物主的东西应要求交给物主，尽管从物理意义上属于完成一个积极的动作，但从法律上讲其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承担欠债不还的违约责任而采取的一个消极意义的动作。”[23]我国实践中曾发生这样的案件：刘某将他人杀害后，逃至好友李某家中，告知实情，并向李某索要以前所借欠款作为逃跑的费用。李某遂还钱，致刘某得以逃匿，后在异地被拿获。有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士认为：“当一个主体的诸多义务处于同一层面并存在冲突时，他在不损害权利人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选择履行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李某向刘某付钱从现象上看是归还欠款，履行其民事义务，直接目的在于使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孤立地从民法的角度来分析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在实质上却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不得向明知的犯罪人提供财物，帮助其逃匿的禁止性规范。违背了法的价值冲突规则，从而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4]

　　本文认为，让还款人承担帮助犯的责任，就等于要求债务人在还款时有确保债权人不得将所归还的款物用于犯罪的义务，这显然是对债务人的过分要求；所归还的款物原本就属于正犯可自由支配的物，归还款物并没有制造、增加不被允许的危险，即便存在一定的危险，也仅属于一般的生活危险，不应将债权人实施的犯罪后果溯及于债务人，而应由债权人“自我答责”；不处罚债务人也不会因此形成不能容忍的处罚空隙，因为已经有正犯对犯罪结果负责；让还债人承担帮助犯的责任，等于变相地要求还债人履行犯罪阻止义务或法益保护义务，这是对普通人的过分要求，必然过于限制一般人的日常交往中的行为自由。因而，即便知悉债权人的犯罪意图，也不宜认为履行民事义务归还款物的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不宜认为这种日常生活的危险达到了值得刑法处罚的帮助行为危险性的程度，不宜评价为帮助行为，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刑法典第三章条文中还存在处罚共犯的规定，这类规定是否就意味着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合理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