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站在广义的法律方法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方法既有正确认识和适用既有法律的作用，更指向续造既有法律或发现新法律，以达致一个公正的判断。这正如拉伦茨所说：“方法论不能回避那个问题：法官是应该满足于’正确地’ 适用之于他是预设的规则，还是另应努力作出一个’公正的’纠纷裁断一一且我们究竟凭什么可能认识到一种裁断是’公正的’”。 我把认识和适用既有法律，续造既有法律或发现新法律统称为法律应用，但各种应用却有相当差别，为方便区别起见，前者可称为法律适用，后者可称为法律发现。

　　各种方法着力于法律应用，法律应用是一种判断活动，方法与判断的关系是，在逻辑上，方法必须独立于根据普适性规范作出的判断，而判断当通过方法获得，无方法的判断不能免于任意。判断活动的过程是把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考夫曼曾指出，因为事实与规范处在不同的层面，它们是判断形成过程的“原材料”，未经加工，它们根本不可以相互归类，规范属于抽象性-普遍性上定义之应然，事实则属于杂乱无章的无定形之实然。“只有在用经验来丰富规范，用规范性来丰富案件之后，其方式为它们相互“适应”，并应对这种适应通过论证加以说明，归类方为可能”。 也就是说，要将事实一般化，将规范具体化。事实总是表现为个案，将事实一般化就是把个案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而规范总是表现为一般，将规范具体化就是把规范向个案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

　　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不同关系便生成不同的应用方法。少数案件有相应的明确的法律规定，严格上指有清楚确切的数字规定（如年龄，时间，注册资本，盗窃数额，亲等计算），它们不存在扩张或缩小的例外。宽泛上还包括有关明文列出的权限、程序、生效范围、效力等级、主体身份，只需对规定作如“字面解释”，用演绎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可将规定适用到案件。多数案件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法律规定，一是存在一定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有较为清楚定义的概念(法人)、幅度(从重从轻减轻)、程度(如重伤的法定标准)、明文示例事项如合同实质性变更；二是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保管不善、不可抗力、明知、危险方法、情势变更。还有事实缺乏规范标准。对这类情形要么不不进行法律评价，如同事关系、朋友恋爱关系、同性恋、安乐死、吸毒；要么依据禁止法官在法律上沉默原则进行法律评价，如对依校规作出的处分不服提起的诉讼，是适用行政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法官不能因无规定而拒绝受理。显然，单凭传统的围绕法律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不够，还需借助法律发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