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情况与上述两个国家稍有不同。古代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其法律是在印度婆罗门教（公元前七世纪）、佛教（前六世纪）和印度教（公元四世纪）的产生演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献，如婆罗门教时代的《吠陀》、《法经》，佛教时代的《律藏》以及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经典《摩奴法典》（约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等，本身就是宗教教律。附带说一句，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否认《摩奴法典》具有法典性质，但鉴于古代社会宗教教义兼法典的情况很普遍，如教会法的基本源渊是《圣经》、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是《古兰经》等等，将《摩奴法典》视为古代印度的基本法典也是可以的

　　除《摩奴法典》、《法经》等法律和宗教合二为一的文献之外，在古代印度，也存在着一批由世俗的国王制定的法令。这些法令在孔雀王朝时期（公无前324～前187年）还曾上升为当时印度的主要法律源渊。此外，传说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约公元前324～300年在位）的大臣乔底利耶（Kautiliya,生活时代约前300年）所着的《政事论》也被当时国家视为法典。[25] 所以，认为古代印度没有由国家发布的成文立法的见解[26]也是不正确的。

　　除了法典和法令外，在古代印度也出现了法律思想、法哲学。日本学者白井骏在《古代印度的刑法思想》（白顺社1985年版）一书中，对以犯罪、刑罚和刑事诉讼为核心的古代印度的法律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

　　但是，如前所述，法哲学和法律思想与法学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只是法学形态的构成要素。从目前所发现的古代印度留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尚未发现一部法学论着。因此，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认定古代印度不存在法学大概是不会错的。

　　在古代希腊，由于城邦制度繁荣的时间太短，各个城邦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立法也未能充分发达等原因，因此，在希腊只是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法哲学和法律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为罗马法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柏拉图的《法律篇》（the Laws）被誉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法哲学着作，但在希腊，没有法典注释学，没有产生法学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学学科。[27]

　　在古代世界产生法学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罗马、英国、西欧基督教会和阿拉伯国家。在古代罗马，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成文法典的发达，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法律教育的兴起，以自然法为核心的法学观的传播，职业法学家阶层的产生，以及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环境的形成，诞生了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法学。[28] 在中世纪英国，虽然没有成文法典，但由于在十一世纪就发展起了通行全国的普通法体系，在十四世纪又形成了对普通法起补充作用的衡平法体系，开始了对判例的注释和对法律原则的诠释活动，因此，从十二世纪起，就出现了众多的法学着作，如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王国的法和习惯》，布雷克顿（H.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与习惯》，利特尔顿（D.Littleton,1407～1481）的《土地法论》，福特斯库（Sir John Fortescue,活跃时期为十五世纪中叶）的《英国法赞美论》，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概要》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世纪英国封建法学。[29] 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的情况也大体相同，由于从九世纪开始基督教会势力的扩张，教会法渊源的丰富，从十二世纪起就开始了对教会法渊源的注释、汇编和整理工作，1140年，出版了由意大利一所修道院附属学校的教会法教师格拉梯安努斯（Gratianus,约1179年去世）编纂的《格拉梯安努斯教令集》（也称《矛盾之教会法令调和集》），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中世纪西欧的第一部法学着作。加上教会法教育活动以及神学法哲学体系的展开，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会法学体系。[30] 在阿拉伯国家，从八世纪开始，随着人们对其基本法律渊源《古兰经》和《圣训》等的编辑、整理、注释活动的展开，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教会法学家阶层，其着名者有哈尼法（699～767年）、马立克（约715～795年）、沙斐仪（767～820年）以及罕百勒（780～855年）等，出版了众多的教会法学着作，如马立克的《穆瓦塔圣训集》、沙斐仪的《法源论纲》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注释教法学。[31] 因此，尽管教会法和伊斯兰法是宗教和法律合一的体系，但由于出现了法哲学（尽管是神学的）、法典和法典注释学，因此仍然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法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