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文化的阻碍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现状普遍持冷漠的态度，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良社会心态大量存在。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公众在环保参与方面呈现出“关注度很高，但参与性不强；要求度很高，但主动性较差；权益性增加，但责任心淡薄”［4］的特点。比如说，随着宣传的不断深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白色污染带来的危害，都懂得使用方便筷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为何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上述现象？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仍然屡禁不止呢？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这类污染尚未影响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才会导致污染环境的现象频频发生。在实践中痛斥环境污染、寻求救济的人往往是那些环境污染的切身受害者。因此，公众对环境问题本身就持有一种漠视的态度，更不用说去参加各类环保组织，到深入到社会进行环保宣传教育，甚至帮助污染受害者提供救济了。这也是导致我国的环保NGO为何始终规模小，人数少，参与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四）自身水平的限制
　　
　　在我国，由于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NGO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具体来讲，这种差距不但体现在信息资源的获取、技术设备、相关专业人才等物质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组织能够广泛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普遍形成了自己的政党，能够进入国家的议会，参与政府的决策。而“我国的环保NGO，目前从事的还是比较初级的活动，如放鸟、种树、护林、捡垃圾、环保宣传教育等，专业化程度不高。与西方国家相比，对政策的直接参与程度远远不够，组织动员能力较低，难以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策能力。”［5］由于我国的环保NGO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弱小，尚没有资格与能力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当中去，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政府对环保团体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指导，帮助和服务，使环保团体参与环境保护困难重重。”［6］由是可以看出，自身水平的限制已成为制约环保NGO的内部原因。
　　
　　（五）法律制度的缺陷
　　
　　我国法人的设立原则主要有行政许可主义和准则主义等。前者是指法人的设立必须经过行政机关的许可。后者亦称登记主义，即“法律对于法人的设立，预先规定一定的条件，设立人须遵照此条件设立，无须先经行政机关的许可，依照法定条件设立后，仅须向登记机关登记，法人即可成立。”［7］在我国，根据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第9条“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机关申请筹备”。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环保NGO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法人，采取的是行政许可主义的模式，要受登记主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即先要经过业务主管部门（主要指各级环保部门）的审查批准，再到登记主管部门（主要指各级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登记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形式上的审查和登记，而能否进行登记则在于业务主管部门是否通过对其审查和批准，并负责对其成立后的指导与监督。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业务主管部门本身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成立后的团体进行全面的指导与监督，更不愿意对其承担责任，因此，为减轻自己的负担，避免自找麻烦，业务主管部门往往也就不会对申请成立的社会团体进行审查批准。这就导致了这类社会团体无法进行登记，更无法从事环境活动了。当然，也有的社会团体采用成立公司等变通的方式，但这却意味着对这类社会团体则要承担着税收的负担，这也与社会团体的公益性着实格格不入。可以说，对社会团体的行政许可设立主义及双重管理体制已成为制约环保NGO的一个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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