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多元化的法律渊源，归根结底仍是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主权统一）的产物，自上而下有严格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归并关系，且这种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为联系纽带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许多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法律供给者，这种垄断竞争实际上就是条块分割或“诸侯割据”，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多有表现，但它不是法律供给的基本特点，更不是国家法律供给的应然格局。实际情况是，我国的法律市场，实行社会主义的议行合一体制，它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最高法律中枢，其下产生其它相互配合、相互分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的法律供给机关，如以国务院为代表的行政立法系统、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代表的司法执法系统、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代表的特别行政区法律系统、各级地方法律系统等等。由此，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第二层级中，似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垄断性法律供给。除此之外，社会习惯、伦理道德等一般调整手段在国家认可之前，和学理解释一样，并不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而立法、司法机关一般也不能随意进入和退出法律市场。所以，法律上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垄断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律供给者权力的全面扩张，广大法律消费者（普通民众）缺乏与法律供给者间的沟通，目前还很难得到、参与或监督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废止，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或服从这些既定的法律法规，接受法律供给者提出的带有垄断性的价格（即承担较高法律成本）。

　　四、法律制度的特征

　　从对法律市场的模拟分析中，可以归纳出法律制度在经济学视角中的如下六个特征：

　　（一）法律资源的稀缺性。法律的供给与需求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条件的约束，具有稀缺性。而这种稀缺性又通常与法律供给的非盈利性相联系，即由于生产法律规范和维护法律秩序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供给者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其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亦即在经费不变的前提下，供给量愈大，支出负担愈重。因此，按照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法律资源，私人生产者没有积极性，从而使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难以实现，为此需要一个特殊的主体──国家机关来负责法律的供给，并采用一种特殊的机制──强制收费（财政收入、税金补偿）来组织法律资源的生产和实施，通过规模经济（垄断法律活动）来实现效率。即便如此，由于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法律生产者）缺乏向社会提供“优质适量”法律产品的内在动机，其立法执法意愿和能力水平也很有限，而法律调整范围的宽泛及其特殊的形式要求（繁简适度、规定明确、含义清晰、便于适用等）又决定了法律规范不能轻易地从其他类型的公共品（道德、宗教和习惯等）那里直接照搬，致使“良法”资源十分稀缺。如果法律资源没有稀缺性，则也就没有对法律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更没有进行法律改革（变法）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因此，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用最大化，必须对法律资源慎重选择和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