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秩序和传统的稳定依赖和偏好，基于不同区域：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表现为村规民约、风俗习惯、舆论评价；伦理道德、宗教教义等多种形式，并俨然成为法律活动得以发生和展开的“秩序”前提。正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所说：“英国人的自由并不依靠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依靠长期逐渐形成的习惯，法律早就存在于国内的习惯之中，关键是需要通过潜心研究去发现它。”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国家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们对“秩序”的稳定偏好，人们仍会“不由自主地遵循旧的习惯，变相地抵制现行法律，直到现行法律作出某种让步或者变通的规定为止。例如：土耳其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于1926年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瑞士民法典》，而不惜以彻底牺牲传统的伊斯兰习惯法为代价。但是，当国家颁布的现代民法典进人民事婚姻领域时，土耳其的农民和小市民仍普遍地适用旧制，以致依成文法是非婚生、而根据民众的传统观念却为婚生的孩子的数目不断扩大，因而政府不得不借助特别法使这些孩子获得合法地位；这既反映了文化因素对民商法律变更的约束作用，又体现出人们的稳定偏好对法律的影响。而当人们的这种稳定偏好表现在其对“法治”的需求时，就要求法律作为经济活动的规则具有高度的可预知性。这意味着在确立和实施法律政策方面，要有标准的程序、制度化的规则、法律条文查阅方便、法律规定权责分明、非人格化的决策和适度的裁量权等。在当前世界多数国家，法律可预知性并不高，但是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可预知性。

　　四、机会主义行为假设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0．E)的定义，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是指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往往借助于不正当手段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谋取个人利益。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包括：(1)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掩饰和歪曲，如进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假冒或仿冒产品，捏造或散布虚假事实以及证券交易中的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2)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如恶意违约；合同部分履行、单方中止代理等；(3)对某种既有秩序和法律的“规避”和变相违反，以法律不允许或限制的方式行为等等。

　　显而易见，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对前述追求最大化行为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的补充。在不同的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表现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并非因为他们的理性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法律环境和自然条件以及由此造成的可选择方案有所不同。换言之，人们的某种现实法律行为不同于标准行为假设，并不是说他们就是非理性的，而应该发现并改变导致其行为算化的法律制度。以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为例，有些学者把民工潮看成是一种非理性的“盲流”行为，主张采取强化户籍管理、调控劳动万市场等。“管、堵、卡”的政策法规对城乡间人口迁移加以控制，但根据另一些学者的实证考察，却发现民工们在择业、定居和自发组织形式选择等一系列迁移环节中，都表现出契约性而非投机性的理性行为特征，而且他们对于制度和组织的创新具有极大的需求。如果说人们确实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一些劳动力流动造成的消极现象的话，也往往是扭曲的政策法规所致。因此，政府能否顺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顺应劳动力迁移本身的要求，对城乡间人口迁移因势利导，并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则是劳动力迁移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积极因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