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匦使院的建立，使上书监督制度化、规范化，为统治者了解下情开辟了一条专门的渠道。宋在唐的基础上，设鼓院、检院两个不同层次的专门受理吏民上书的告诉机构。
明清两代承继前制，允许臣民上书告诉，洪武九年下《省变求言诏》曰：“……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寻思至此，惶惶无所手足，惟告臣民，许言朕过……”[6]还在中央设有专门的接受吏民上书告诉的专门机构，通政使司和登闻鼓院(清改院为厅)，从机构上保障政情畅通。“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章奏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7]是通政使司的重要职能。仁宗即位时诏：“凡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8]
三、非常诉讼
1.民拿害民官吏制
出身贫贱的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十分重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他一方面颁布文书、诰谕，劝勉官吏廉洁，另一方面亲自编写、制定法律，利用法律严惩贪官污吏，树立典型案例警示其他文武百官要洁身自好。同时朱元璋还发动群众，让群众也参与到反贪治贪的运动中来。他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贪官污吏，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允许百姓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朱元璋在《明大诰·乡民除患第四九》律令中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朱元璋一方面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允民拿害民官吏赴京，另一方面要求官吏“虽无文引”，关津也要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于阻挡者，其家当诛。”[9]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并因此获得重赏，在朱元璋的亲自过问下，因刁难途经淳化的嘉定县民郭玄二等绑缚害民弓兵赴京告诉，巡检何添观被砍脚戴重枷服刑，弓兵马德旺被枭首。朱元璋不仅要求民众对贪官污吏可以绑缚赴京治罪，而且对不为民便、不行仁政、为非枉法的害民官吏，亦可擒拿赴京：“所在有司所掌事务，本为民便，往往不行仁政，于差拨及一切词讼，卖富差贫，刑名有理做无理。诏书到日，今后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许群民或百十擒孥赴京。”[10]明仁宗即位亦赋予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科敛害民官检举和告发权，然后由相关官吏进行拿问解京。[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