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关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起源以及理性化法律独特性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韦伯不但关注现代化、理性主义及其法律为什么必然并且只能出现于西方，而且关注现代化、理性主义及其法律为什么不能够出现或者不能够首先出现在东方，而后者乃是前者的一种反证，藉以说明现代化以及法律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指向与进程，只能产生于或者首先产生于西方文明与西方社会的唯一可能性。韦伯所建立的现代化以及法律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始终围绕现代化以及法律现代化为西方社会所特有或者首先拥有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在韦伯那里，法律的理性化或现代化，乃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独特现象，法律的现代性是西方法律的独有品格，那些仅仅存在于西方的条件，推动了西方法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传统东方及中国的法律关注实质正义而排拒形式法原则，这就成为传统中国法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滞阻因素。显然，韦伯的命题，突出了西方现代化及其法制现代化的唯一性，忽视了全球现代化及其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实际上，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占品。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进程是丰富多彩的，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凝结着各个民族和国度文明成长与法律发展的固有逻辑，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模式，更不存在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必然走向“西方化”的历史归宿。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从本国的传统、条件和需要出发，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的道路。
一个世纪以来，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成为西方现代化学术领域的主流话语，主导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了作为“显学”的现代化理论思潮。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法律变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与现代化理论或法律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展开，并且蔓延欧美诸国。有的学者甚至走出了书斋，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担任政府顾问，向这些国家推销西方法典与法律经验，指导这些国家以西方国家（确切地讲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为蓝本，推行法制改革，改造传统的习惯法体系，编纂成文法典，以便使这些国家的法律走上现代化。这些学者强调西方法律模式的普遍性意义，把法制现代化或法律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移植西方法律而逐步“西化”的过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动荡加剧，特别是越战的爆发以及美国在这场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对欧美世界的制度架构与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加之，原先以西方法律为模本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制改革相继破产，军人政变频仍发生，这也加剧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法律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学者对战后广泛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以及法律与现代化运动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探讨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现代的西方法律制度，固然可以满足对法典化的一时需要，却脱离了本国的文化土壤。于是，法律多元主义思潮日渐兴盛起来。
然而，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理论风靡欧美世界。这一理论学说突出强调市场的力量和市场的自由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通过反对垄断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主张废除对经济活动的种种限制。“为使市场自由发挥其益处，不仅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必要的，国家也应该尽可能远离经济事务，不要去干预经济。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放松管制。放松管制意味着国家不断放弃原本用来干预市场的法律和规定。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已经成为有关市场问题的信条。这‘三重性’已成为所有重要工业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针。”[20]在80年代的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从理论转化为政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这一理论与政策的影响。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附加贷款条件，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同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措施联系起来，进一步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Consensus)。据说，“华盛顿共识”一词是由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的一次会议论文中最先使用的，意指以华盛顿为基础的机构给拉丁美洲国家设计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主要内容是：财政纪律、重新定位公共支出、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统一的竞争性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私有化、缩小干预范围、保护知识产权等十项政策清单。[21]其实，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一种以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与放松管制为主要取向的宣扬自由市场经济万能的意识形态。起初，这一共识与观念体主要影响拉丁美洲国家，后来又波及东欧与俄罗斯。在“华盛顿共识”的支配下，这些国家推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甚至实施“休克疗法”，其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但是，尽管“华盛顿共识”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作为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相反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直到最近的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方才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于是，人们普遍断言，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灭，标志着自由市场模式的死亡。当然，有的人并不认可这一看法，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好的经济制度，尽管它必须受到监督，保持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