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伴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特别是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未曾遭遇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激荡，中国的全球位置与角色又在发生戏剧性的新变化。十年前，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之际，贡德·弗兰克在写作《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时说道：“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时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他大胆地预言，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支配地位被西方所取代，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弗兰克甚至认为，更重要的是，这次世界性衰退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始于东方，然后向西方蔓延。因此，这次衰退与其说是表明东亚的暂时虚弱，不如说是表明东亚基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转回到它在西方兴起前的位置。[11]人们从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行动中，似乎看到正在发生权力自西向东的转移，并且发现今后若干年内很有可能看到全球经济中心平衡全面向亚洲倾斜，而中国正是这种中心转移的一个中心点。令人惊奇的是，弗兰克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正当人们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重新反思第三次全球化运动时，一种G2理论不径而走。所谓G2理论，简言之就是美中两极理论，是指美中两国组成的国家集团联手协调共同治理世界。不管这种理论的炮制者的意图何在，G2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际社会愈益意识到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份量。
据有关人士考证，G2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腾首先提出来的。在2008年《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一篇文章中，伯氏批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因之他主张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形成G2构架，共同领导全球经济体制。此后，美国一些政要和学者纷纷撰文，强调建立美中两极体制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强调美中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性，并且创造出“Chimerica”一词，呼吁召开G2首脑峰会。2009年1月中旬，在奥巴马正式宣布就职美国总统的前夕，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撰文向奥巴马政府建议采纳美中两极体制政策。而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首次与胡锦涛主席的电话会谈中就把美中关系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就连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今年3月联合撰文，呼吁美中应联手制定G2，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困难，甚至断言“如果没有强大的G2,
G20最终将会令人失望。”当然，G2理论一出炉，便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政界和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G2理论进行质疑。[12]目前，围绕G2理论的争论还在持续下去。
如何看待G2理论？关于G2理论的评论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究竟有何关联？这显然是需要说明的。应当看到，G2理论甫一面世，便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鼓吹G2理论的人士宣扬美中两国共同领导世界体系，其背后暗含的是中国国际责任论。也就是说，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领导角色，正如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扮演领导角色一样，美中两国要努力形成共同领导的全球两极体制，以便有效对付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诸如全球变暖、贸易扩张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全球结构性的问题。很显然，撇开美中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基本差异性以及美国对华长远战略问题不论，实际上，G2理论将把中国拴在美国这辆战车上，因而使中国背负上与目前自身的国力状况不相适应的沉重的国际责任，而影响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将会束缚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手脚，因而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丧失更多的回旋余地。有的学者认为，G2理论是给中国设的一个陷阱。这并非毫无道理。尽管如今的中国经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通过第三次全球化运动，中国赢得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但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因素依然错综复杂，时下的当务之急是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势头，加之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条件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都要求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量力而行。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继续实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既定方针。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透过G2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美国实在不愿意放弃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确实拥有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谋求这种更大更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决不意味着某种强权而争夺势力范围，更不意味着去寻求霸权而成为霸权国家，而是要在这个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所作为，善于担当。当代的全球化运动，确实给当代中国带来了诸多机遇，中国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机遇。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改革进程，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在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着眼国家现代化全局，努力掌握法律发展的自主权，争取制定国际规则、改革国际体系的话语权，抵制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霸权，积极主动地同时又是有条件地参与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服务。与此同时，要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与当代全球化进程相反相成的多元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演化与发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亦充分表明，全球发展的多极化和多元化进程方兴未艾。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的大国，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性法律重构的过程中，要谨防全球化或全球共同治理名义下的法律帝国主义或新法律殖民主义，更加坚定地捍卫国家的法律主权，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更加审慎地运用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来实现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从而更加有力地回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