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气质量下降
大气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针对CO2的温室气体效应，通过碳固定功能抵销温室效应。哥斯达黎加政府的CTO交易案例即为一例。哥国政府利用通过“温室气体抵销单位（CTO）”的贸易从国际市场上寻求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持。[17]
（六）海洋生态损害
海洋生态损害没有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的生态补偿中涉及到，但是海洋生态损害仍然是国外生态损害中的一部分。爱克森瓦拉兹泄漏发生在1989年3月23日，大约39 000公吨的原油释放到威廉王子湾，接着扩散到阿拉斯加湾，之前在威廉王子湾内布莱暗礁的爱克森瓦拉兹着陆。一共有超过9 000英里的海岸线在泄漏地区，并对当地的太平洋鲱、小海豹和小海獭和海鸟的生存造成威胁。阿拉斯加州、美国政府和爱克森于1991年达成协议，对于这一严重的生态损害进行赔偿和补偿。海皇后石油泄漏案同样也是针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补偿。[20]
（七）矿区生态损害
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很难避免对生态造成损害。1998年4月25日凌晨，阿斯纳科利亚尔黄铁矿采残矿用的蓄电库的线路争夺墙爆炸。大坝后面的物质由黄铁泥和含有溶解的和悬浮的金属混合物（包括砷、镉、锌、铁、锰和镍）组成。大坝墙的裂口的结果是泥和水都流入了阿格里奥河。这些物质快速通过进入瓜迪亚马河（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一个支流）。废物蜂拥而至漫出阿格里奥和瓜迪亚马河道，遍布邻近的土地，影响庄稼和植物，并毁坏了多那那公园中水鸟的栖息地。事故后欧盟法院的诉讼解决了其恢复和补偿。[20]
四、中国的生态损害责任承担
中国最早的生态补偿实践开始于1983年，在云南省对磷矿开采征收覆土植被及其他自然环境破坏恢复费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了高峰，广西福建等14个省145个县市开始试点。1993年征收范围包括矿产开发、土地开发、旅游开发、自然资源药用植物和电力开发等六大类。其中全国性的生态补偿案例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而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案则是区域性生态补偿的典范。但是，我国在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方面，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收费标准的制定也未建立在科学预算的基础上，各项工作的努力没能避免自然状况的进一步恶化。[21]
而进行生态补偿研究和立法的前提必须对于生态补偿其中一方面生态损害补偿中的生态损害及其责任进行分析和界定。前文中笔者已经分析了国外生态损害补偿中的生态损害范围，借鉴国外的生态损害以及生态损害补偿的经验和教训，笔者将在下文中对中国生态损害责任承担进行阐述。
（一）中国生态损害的范围
根据前文的生态损害范围以及国内外关于生态责任的学理分析,同时注意到与《
民法通则》、《
环境保护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的协调，生态损害范围可以界定为：“(1)河流、湖泊或者其他水域的污染；(2)地下水的污染；(3)地下水位的变化；(4)空气污染；(5)土壤污染；(6)噪声；(7)振动；(8)热污染；(9)电磁辐射；(10)放射性损害；(11)光线干扰；(12)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13)人为原因造成的地面塌陷或者沉降；(14)其它环境和公害损害。”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