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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西部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人为开发利用，归纳起来主要是“五滥”———滥垦、滥牧、滥樵、滥采、滥用水资源。滥垦是指在不具备垦殖条件又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进行的农业种植活动。滥牧是指超过天然草地承载能力的放牧活动。滥樵是指西部地区燃料缺乏，由于生活贫困、交通不便，煤炭难以购进，农牧民主要以天然植物和畜粪为燃料[3]。滥采是指农牧民为了增加副业收入，无计划、无节制地掏挖药材、发菜等资源植物，如我国宁夏、甘肃则由于滥挖甘草、麻黄、发菜等沙生植物造成土地大量沙化，甘肃省仅1994年一年因挖甘草破坏草场的面积就达90万亩以上。滥用水资源是指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无序利用。
3.西部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根源
我国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除了原生环境问题由自然原因产生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人为因素造成的。但是任何一种人类非理性破坏环境的行为，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与其客观物质生活相联系的，是受其社会人口、经济、政策、法律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制约乃至决定的。深究西部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急剧增加，使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过大。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一能力，生态环境就会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资料，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承载力分别为每平方公里7人和20人。但在我国西部农牧交错地带的荒漠化区，人口密度已从50年代的每平方公里10-15人增加到80年代40-60人，现在部分荒漠绿洲区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急剧增长的人口在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就向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索取，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二是政策误导和决策失误。50年代到70年代末，西北地区先后三次大规模毁草毁林开荒，结果是开垦一块，沙化一块，农牧林三者皆伤，破坏草地667万公顷，毁林18.7万公顷。
三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落后。西部地区资金投入不足，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推广，工农业更多的是粗放式经营，造成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和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是贫困。贫困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因为贫困的存在不仅威胁着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其有典型的区域特征，大多集中在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而这些地区又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主。其中有两片典型的极贫困代表区域都在西部，一片是“三西” 黄土高原区，即甘肃中部的河西、定西和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另一片是位于滇、挂、黔的岩溶地貌区。“贫困人口缺乏进一步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积累，农民只能沿袭并不断重复简单直接掠夺自然资源的方式来维持低水平的生产。当他们被要求停止现有的活动，但并能因此而获得更大外部激励的时候，他们不会自觉停止现行的活动，甚至政府颁布严厉的法律法规也难以禁止他们的行为。”[4] “由于穷人比富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他们没有可能得到其他资源的话，他们或许会更快地消耗自然资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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