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否认行政诉讼中和解。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认为由于行政诉讼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处分权，而且行政诉讼也没有调解的必要。[5]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关于“被告改变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中，可以推断我国行诉法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诉讼和解的地位，这也是法律赋予法院以监督争讼阶段行政行为和解的具体体现，尽管这一条例在行政诉讼法制定过程中曾有过争论。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和解不但存在且非常普遍。如在庭审前，法院出面向原告晓之以理，甚而利诱威逼原告撤诉，美其名曰“庭外做工作”，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诉讼和解，行政机关有时意识到自己做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另一方面也不愿在法庭“败诉”丢面子，则通过改变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换得原告撤诉，甚至有时不惜牺牲国家社会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与其矜持地坚持公权力的优越性而拒绝行政诉讼的和解，何不如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使诉讼和解得以在制度下规范地运行，从而更好地实现行政效率和诉讼的经济。

　　四、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构成要件

　　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都可以以和解终结诉讼程序，那么当事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缔结诉讼中和解呢？借鉴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构成要件：

　　1、当事人要件。成立和解者须为诉愿人和原处分机关，包括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者本人。若由诉讼代理人代为和解，除非特别授权，否则其不得进行和解。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应是广义上的当事人。在共同诉讼中，因诉讼标的涉及全体共同诉讼人的利益，那么和解必须经全体共同诉讼人同意，如仅有其中一人或数人和解，而和解让步部分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利，则和解为无效。我国台湾对此规定更为严格，认为共同诉讼人当时不在场或在场反对和解，之后同意和解，除非于期日重新成立和解，否则不因后来同意或追认而使之生效，只有共同诉讼人对和解事项有单独处分权时，才可对该事项进行和解。[6]

　　2、当事人能够处分诉讼对象，即和解必须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这里的诉讼对象即为行政争讼标的，指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所谓的“可以处分”是借用了民诉法上私人处分主义的概念，即“处分”是指放弃、委托和负担直接权利，或者变更其他权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