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严格的管制使得国家征收权的异化成为可能。以前为集体所拥有的土地要想进入市场，或者说购买者需要购买该土地使用权，这中间必须经过国家征收的环节，以实现国家对土地的管制。但这种管制使得政府官员握有征收主动权，市场需求的利益诱惑必然促使其积极突破征收的公共利益限制，以征收来扩大地方财源或为少数官员谋取个人私利。

　　现行《土地管理法》已经意识到公共利益界定的缺陷以及征收权滥用的危险，因此修正时取消了该条款，而以笼统的“公共利益”作为征收目的，但是在法律条文中依然缺乏对其的明确描述和界定。而且，正如前述分析，“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不得出让”的双重限制实质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利益的限制。国家征收权是集体土地市场流转的“壳”，正是这个“壳”在我国的土地制度下承载了其本不应有之内涵，从而使得手段危害了目的的正当性。

　　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审视

　　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而《土地管理法》对此也语焉不详，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对于土地征收补偿缺乏原则性指导，而立法中仅以具体数据划定补偿范围，缺乏原则所应有的衡平性。《物权法》（草案）第137条规定：征收承包期内的土地的，应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给予合理补偿。但这里的补偿原则仅涉及到对于承包经营权人的补偿原则问题，实际上是对土地上所附着之用益物权的补偿，而非对于所有权之补偿原则。

　　在我国，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