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动物的侵害是否发生正当防卫的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
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动物之侵害，不发生正当防卫问题，只能对其实行紧急避险。例如，日本刑法学家久礼田益喜指出：“对于动物之自发的侵害行为，仅能为紧急避险。”[2]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动物的侵害加以反击，仍为准正当防卫。例如，我国刑法学家王觐指出：“对动物之侵害所为之反击，是为准正当防卫，而非紧急避险，纵令从该项防卫行为所生之损害，超过侵害之程度时，犹不失为合法行为。”[3]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动物之侵害应该区别对待。纯属自然现象者，无所谓正当防卫；出于他人嗾使者，可以称为正当防卫。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指出：“动物之侵害，苟非出于人为之原因，而仅系单纯之自然现象，则其侵害根本不受
刑法之适用，自无所谓不法，且被侵害者所为之防卫行为亦不具有违法之外观，更不生违法阻却之问题，称之为准正当防卫显非必要。至若动物之侵害，系由于人为者，则与此有异，其侵害至少在客观上系属不法，从而对之加以反击，仍不失为正当防卫行为，例如他人所畜之猛兽，突出噬人，为防护生命身体之安全，及时予以格杀，纵或动物之伤人非出于该他人之故意或过失，在客观上亦不能谓非不法侵害，对之所实施反击，即系正当防卫行为，如他人嗾使所畜动物而伤人者，又属故意不法之侵害，为排除该不法侵害而加以反击，其系正当防卫，更不待言。”[4]
三、对上述观点的看法
（一）其他学者的看法
在以上三种说法中，前两说未对动物之侵害的性质加以具体分析，对动物之侵害概而论之，结论难免偏颇。第三种说法将动物之侵害区分为两种情况，分而论之，观点有其可取之处。陈兴良认为此区分尚不够细致，结论有失粗糙。他认为，对于来自动物的侵害加以反击，其行为的性质如何，宜区别不同情况适当地加以解决。首先，如果是野生动物之自发侵害，而该野生动物又非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珍禽、珍兽或者其他野生动物资源，则对该野生动物的反击，既无正当防卫又无紧急避险可言。其次，如果是动物之侵害，而该动物是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珍禽、珍兽或者其他野生动物资源，或者该动物是国家和私人所有的财产，则对该动物之反击，属于紧急避险。所以，遇到牲畜自发的侵袭，可以实行紧急避险。例如唐律规定：“诸官私畜产，毁食官私之物，登时杀伤者，各减故杀伤三等，偿所减价；畜主备所毁。其畜产欲觝齧人而杀伤者，不坐不偿。”[5]这些内容，正如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指出，相当于后世所谓紧急避险。[6]牲畜毁食官私之物而予以杀伤，是避险过当，应减故杀伤三等，并负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而牲畜对人侵害，予以杀伤，则属于紧急避险。“不坐不偿”，就是既不负刑事责任，也不负民事责任。最后，如果是犯罪分子有意纵使牲畜进行侵害，对之当然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把侵害视为动物之所为，不如把它视为主人之所为，动物不过是其主人用来进行不法侵害的工具而已。因此，在特殊的条件下，动物可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客体。[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