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数额较大”是构成本罪的起点数额标准。

　　本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要求。根据刑法规定，职务侵占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因此，数额是否达到“较大”实质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同时，数额较大或是数额巨大还直接决定本罪的量刑档次。但何谓“较大”、“巨大”？刑法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值得探讨。笔者认为，由于本罪是典型的侵犯财产犯罪，理应充分考虑到其对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损害程度。然而，同一数额的损失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沿海和内地间，中心城市与农村间，这种差别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客观上不宜在全国适用同一数额标准。

　　4、本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是直接或间接故意，过失或者意志以外的原因不能构成本罪，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论述，本罪主观方面的分歧不是本罪是否要求故意，而是本罪在“故意”的主观要件上是否要在刑法中加以明示，“利用职务之便利”是否已经包含了“故意”的内容。对此，笔者认为，刑法的规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确定，刑法不能适用法律推定，任何可能引起理解上混乱的表述，在刑法中都不应该出现的。因此，笔者强调，在本罪的刑法条文规定中应该强调“为非法占有之目的，故意……”，只有这样才可以确定本罪的主观要件。

　　四、务侵占罪的立法完善

　　正确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使我们能从法律上将该罪与其它与其相关的罪名（如贪污罪、侵占罪、盗窃罪等）区分开来。相对于普通的财产侵占罪而言，职务侵占罪是普通侵占罪的加重犯[12]。由于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从学理上分析，该种职务的涵义应该是包括公务和劳务在内的，但在法学界和司法界关于其涵义却依然是众说纷纭，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该罪适用上的混乱，破坏司法统一的结果。当然，分歧是有原因的，在1979年《刑法》里，由于当时经济体制的单一性，凡是涉及到职务犯罪的，其主体都是公务人员。虽然立法的本意是把公务和劳务都作为职务，许多的学者也提出了支持的理由，很多的司法者却还是习惯于把职务看作公务。为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在刑法修订或者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解释时继续采用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0条规定的内容，将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利用职务或者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免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不应有的错案。